闲暇大约诞生于两千多年前，尽管经常性地处于匮乏状态，但它却延绵不绝、馨香远布。一部人类文明史，几乎可以说是闲暇的副产品。
众所周知，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将世界一分为二，即感官所能触及的物质世界以及物质世界背后的理念世界，与两个世界对应的是两种生活——行动的生活和沉思的生活。就价值而言，柏拉图认为理念世界高于物质世界，相应地沉思的生活也高于行动的生活，而前者主要来源于闲暇。由于柏拉图哲学在当时和后世的巨大影响（20世纪著名哲学家怀特海曾感慨：“两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只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注脚而已”），闲暇一举奠定了自身在西方文化中的高贵出身和独特地位。
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承继和发展了老师的这一重要思想，进一步详尽阐述了闲暇的意义，以及闲暇与劳作、财富、德性、幸福等之间的深刻关系。他在《形而上学》（Metaphysica）一书中点出闲暇与纯粹创造的关系：“……在所有这些发明相继建立以后，又出现了既不为生活所需，也不以人世快乐为目的的一些知识，这些知识最先出现于人们开始有闲暇的地方。数学所以先兴起于埃及，就因为那里的僧侣阶级特许有闲暇。”
《政治学》
在另一部重要著作《政治学》（Politics）中，“闲暇”一词更是出现近50次，亚氏在其中一处写道：“一切事物都是围绕着一个枢纽在旋转，这个枢纽就是闲暇。……闲暇是全部人生的唯一本原，假如两者（劳作和闲暇）都是必须的，那么闲暇也比劳作更为可取，并是后者的目的，于是需要思考，闲暇时人们应该做些什么。”随后，他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劳作时需要勇敢和坚韧，闲暇时需要爱智慧（philosophias，即哲学），节制和正义则在两种时期都属必需。”在另一处，他进一步阐述道：“游嬉是为了更好的劳作，劳作是为了闲暇”。也就是说，游嬉低于劳作，劳作低于闲暇。
因此，亚里士多德所言的闲暇绝非偷懒，也不是休闲或娱乐，而是一个自由人以一种沉静的状态去观照和倾听这个世界，它意味着学习和教育，天生充满着创造性的内涵与潜质。这不由让人想到中国儒家经典《大学》中的名句：“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在亚氏看来，闲暇不是手段，它本身就是目的，是静观中的幸福。由此，亚里士多德奠定了西方闲暇思想的基石，他也被后人尊为“闲暇之父”。
需要指出的是，古希腊拥有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要发达的奴隶制，只有贵族才享有充分的闲暇，劳作只属于奴隶，因而被鄙视。在其他民族中，闲暇同样只是少数人的特权，对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苦大众而言，劳作始终是他们人生的主旋律。随后，基督教的兴起与传播对西方文化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劳动的地位有所提升，它被认可为生存所需，人们通过艰辛的劳动来对祖先的原罪进行救赎。
在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教会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人们日常生活的关键词不是闲暇，而是懒惰（acedia）。换言之，闲暇为懒惰所遮蔽。人之所以沦于懒惰或无所事事，正是由于缺少闲暇，也没有能力去获得闲暇。人们不眠不休地为工作而工作，真正的原因只是懒惰而已。教会对人的精神的绝对控制，使人屈从于上帝的意志（而非自由意志），不能成为他自己。在此，懒惰是一种“软弱的绝望”，表示一个人“绝望地不想做他自己”（克尔凯郭尔语）。因此，闲暇非但不是懒惰的近亲，而恰恰是其反面。当一个人和自己成为一体，和自己互相协调一致之时，就是闲暇。
长达千年的中世纪之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在随后的两三百年间接踵而来，文艺复兴重新肯定人的价值，高扬人的主体性，启蒙运动用理性之光驱散愚昧的黑暗，工业革命则彻底改变了时间的结构，伴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和宗教的式微，以往只有贵族和僧侣阶级才能享受的闲暇从上帝强光的阴影中走出，逐渐在普罗大众中散布开来。一个普通人，也有机会在对世界的观照和倾听中领受那份闲暇的馈赠。
然而，出身高贵的闲暇并没能高兴多久，伴随着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崛起，它又被另一块巨大的阴影所笼罩——劳动。这个曾经臣服于自己的子民，经由16世纪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宗教改革运动（提出了著名的“天职说”），以及17-18世纪的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约翰·洛克（John Locke）、亚当·斯密（Adam Smith）、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等一大批经济学家和思想家对劳动价值的阐发，已呈君临天下之势。随后的几百年间，这一趋势一发不可收拾，并最终演变为我们今日耳熟能详的“变态”观念——工作至上。尽管闲暇在其大部分的历史上，似乎总是处于不断被遮蔽的匮乏状态，但它的每一次华丽转身，尤其是在那些天才人物身上，便意味着人类文明的一次跃升，甚至成为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奇迹。
爱因斯坦和牛顿
1665年，一场恐怖的鼠疫横扫欧洲，短短三个月时间，仅伦敦的人口就减少了十分之一。著名的剑桥大学被迫关闭，22岁的年轻人伊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只得从三一学院回到自己的家乡——位于林肯郡的伍尔索普庄园（Woolsthorpe Manor），回到了闲暇这所伟大的“学校”。随后的十八个月时间里，牛顿不可思议地先后创立了微积分、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揭示了光的本质，以一人之力为数学、力学和光学三大学科打下基础，而这其中的任何一项成就，都足以让他跻身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之列。后来，科学史家只能用一个拉丁文annus mirabilis（奇迹年）来形容牛顿那令人膜拜的1666年。
无独有偶。1905年，一个瑞士专利局的三等鉴定技术员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发表了六篇论文，分别提出了光量子假说，证实了原子的存在，给出了测定分子大小的新方法，更重要的是——提出了狭义相对论（并由此推出了著名的质能方程E=mc²），爱因斯坦一举打破了牛顿的机械时空观，刷新了人类对于宇宙的认知。作为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德布罗意如此评价爱因斯坦的1905年：“爱因斯坦以非凡的精力，在同一年里，建立了今天主宰着全部现代物理学的两大理论（相对论和量子论）中的一个，并且对另一个理论的发展也作出了主要的贡献。”较之牛顿，爱因斯坦的伟大之处更在于，他在忙碌的专利局工作之余依然能够回归闲暇（而非娱乐和休息），回归对于宇宙奥秘的沉思默想之中——他的思想实验几乎都在大脑中完成。
《历史研究》
更重要的是，人类科学史上绝无仅有的两大“奇迹年”，闲暇都扮演了极为重要却又为人忽视的角色。对此，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汤因比（A.J.Toynbee）在其划时代的巨著《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中直言：“在历史上，闲暇早已起过头等重要的作用。……人类在艺术和科学上所有的伟大成就，都是这些富于创造性的少数人善于利用闲暇的结果。”我们可以说，没有闲暇，便没有奇迹。
尽管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创造财富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闲暇却在18-19世纪迎来了一个短暂的黄金时代。现代科学的飞速发展、宗教的逐渐式微，以及各种社会思潮（包括沙龙文化）的风云激荡，都为闲暇提供了难得的生存空间，社会上的有识之士重新认识到闲暇所蕴藏的巨大价值，被冷落了一千多年的闲暇再次被强调和歌颂。18世纪法国作家勒萨日（A.R.Lesage）写道：“在知识方面能充满闲暇，是文明至上的产物。”19世纪英国政治家、小说家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在其著名的《曼彻斯特演讲》（Manchester Speech）中则高呼：“财富的增长和闲暇的增加是人类文明的两大杠杆。”
1851年，郁郁不得志的德国哲学家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出版了他的封笔之作《附录与补遗》，在其中题为《人生的智慧》一卷中，他秉承西方闲暇文化的伟大传统，反复论及闲暇的价值与重要性，仿佛让人触摸到了通往幸福之门的钥匙：
一个内在丰富的人对于外在世界确实别无他求，除了这一否定特性的礼物——闲暇。他需要闲暇去培养和发展自己的精神才能，享受自己的内在财富。他的要求只是在自己的一生中，每天每时都可以成为自己。当一个人注定要把自己的精神印记留给整个人类，那么，对这个人就只有一种幸福或者一种不幸可言——那就是，能够完美发掘、修养和发挥自己的才能，得以完成自己的杰作。否则，如果受到阻挠而不能这样做，那就是他的不幸了。
叔本华去世五年后，一位叫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W.Nietzsche）的年轻人在一家旧书店看书时，偶然翻到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当即被书中精彩的思想和语言深深吸引，以至于他马上认定“叔本华就是我长时间以来一直在寻找的那种教育家和哲学家”。怀着对叔本华的深深敬意，尼采在而立之年写作了《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一书，其中的一段话令人过目难忘：“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明白，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事物，他在世上只存在一次，不会再有第二次这样的巧合，能把如此纷繁的许多元素又凑到一起，组成一个像他现在所是的个体。……他应当听从良知的呼唤：成为你自己！”在此，尽管尼采没有直接论及闲暇，但他在字里行间所透露的正是闲暇的内涵与价值——成为自己。在另一部著作《不合时宜的沉思》中，尼采则直言：“真正的思想家最向往的是闲暇，平凡的学者却回避它，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处理闲暇。”
进入20世纪后，工作至上的理念开始席卷全球，闲暇再次面临被边缘化的尴尬处境。人们见面时的客套寒暄“最近在忙什么”，简直让它无处容身。即便如此，仍有三次高光镜头将身处暗面的闲暇突然照亮（随即又陷入到黑暗之中），那源自一篇文章、一本著作和一次演讲，每一次的华丽转身都蕴藏着一份精神的火种，得以让我们在惊鸿一瞥间目睹那令人心醉神迷的美，令人想起辛稼轩的名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1932年7月，《独立评论》上发表了胡适的署名文章，那是一篇为全国应届大学毕业生所写的毕业赠言，题为《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他为大学生进入社会后开了三个方子，其中的第二个方子是“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窃以为，这是几千年漫长历史上中国人关于闲暇的最伟大的论述：
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也应该有他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弥儿（Mill）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Spencer）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有了这种心爱的玩艺，你就做六个钟头抹桌子工作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个钟头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
古往今来，当一个人为了内在价值忘我投身时，往往既能产生惊人的创造，又能获得最大的满足和幸福（亚里士多德曾断言：幸福存在于闲暇），这正是胡适所谓的“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也是闲暇的原始意义。除了胡适所说哲学史上的密尔和斯宾塞，还有物理学史上的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三大神迹，数学史上从费尔马到怀尔斯的伟大延续，人文社科和艺术领域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正是凭借着闲暇所特有的“观看”与“倾听”，凭借着那一份纯粹的好奇与热爱，那些天才的头脑才能孕育和塑造我们今天的文明。
1947年，作为二战战败国的德国仍是遍地废墟，满目疮痍，落魄的德国人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竟一度将卷烟作为一般等价物。就在同一年，一个名叫约瑟夫·皮柏（Josef Pieper）的学者却在写作一本题为《闲暇：文化的基础》的书。显而易见，他的写作主题与战后人们的落魄、忙碌与紧张状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但在皮柏看来，闲暇乃是另一种形式的工作，它是一种心灵的态度，也是灵魂的一种状态，可以培养一个人对世界的观照能力，它根植于西方世界的古老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闲暇：文化的基础》
皮柏指出，“闲暇”（Leisure）这个字眼的含义，在历史上的发展始终传达着相同的讯息，在希腊文、拉丁文和德文中，其含义都是指“学习和教育的场所”。在古代，称这种场所为“闲暇”，而不是如今我们所谓的“学校”。如此看来，1666年牛顿从剑桥大学的逃离，1865年麦克斯韦对皇家学院的请辞（同年伟大的麦克斯韦方程组诞生），乃至爱因斯坦创立的“奥林匹亚科学院”（1902年，索洛文和哈比希特参加爱因斯坦的家教，由于志趣相投，授课变成了长时间的探讨和学习，三人开玩笑地将这个小团体称为“奥林匹亚科学院”，到1905年解散，对狭义相对论的诞生有重大影响），都是回归他们真正向往的“学校”，回到闲暇之中。皮柏所担心的，正是这种自古希腊以来延续两千多年的闲暇观在战后的失落——闲暇观念的这种原始意义，正被“工作至上”的无闲暇文化所遗忘。因此，正当人们都在忙于物质的重建之时，皮柏却致力于精神家园的重建。
为此，皮柏专门提出了“自由的艺术”（artes liberales）和“卑从的艺术”（artes serviles）这组对立的有关人类知识的看法，皮氏认为，任何东西不能因为无法被归纳为“有用”，即认定这个东西是无用的，许多人类历史上的文明跃进，经常都是由表面无用的思想在暗中推动进行的，而闲暇恰恰正是酝酿这些“无用”思想的最大温床。因此，闲暇既是文明的基石，又是（高度）文明的产物。
1992年，著名学者萨义德（E.W.Said）应英国广播公司（BBC）之邀，担任著名的“瑞思讲座”（Relth Lectures）主讲人，发表了一系列精彩的演讲。在谈到如今挑战知识分子的四种压力时，他提出了著名的“业余性”（amateurism）观点。萨义德深刻地指出，所谓的业余性就是不为利益和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杀的兴趣，而这些喜爱和兴趣在于更远大的景象。他认为知识分子在本质上应该是一种业余精神，他们的行动来自关切和喜爱，而不是利益和自私、狭隘的专门化（specialization）。可以说，“业余性”观点是西方闲暇文化在晚近开出的最美的花朵。
事实上，“业余性”一词的词根是拉丁文“amare”，意为“to love”，只是纯粹地为了爱好去做一件事。而英文中的love既是“爱”，也是“零分”（网球比赛中经常看到）。因此，play for love就是为了爱好打球，没有任何功利心，亦即play for nothing。美国伦理学家麦金泰尔（A.C. MacIntyre）在《追寻德性》（After Virtue）一书中，区分了人对利益的两种追求，一种是外在利益（extrinsic good），即以工具理性的方式追求成功，以世俗的名利标准来衡量；另一种是内在利益（(intrinsic good），这种利益称为“金不换”，就是在从事自己爱好的事业时，能够获得一份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快乐，具有内在的价值。
进入21世纪，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加速进程仍在继续，快节奏的忙碌状态让人们疲于奔命，即便是那些大学教授，也经常忙着上课、讲座、项目、会议等等，却没有闲暇去思考一些真正重要的问题。我们看到许多知识分子变身为“包工头”、“老板”，许多大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则沦为“打工仔”。如今，社会的每个角落似乎都弥漫着浮躁的分子，而闲暇所内蕴的品质却是——沉静。数百年前，法国思想家、作家蒙田就曾警告：“人类的一切灾难在于人回到家中还安静不下来”。尽管如此，闲暇并没有消亡，它沿着萨义德所谓的“业余性”方向，在这个技术至上的时代以自身的方式，在每一个追逐理想的梦想家身上继续存在和演进。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历史学者许纪霖先生的提醒不啻为一句警语：“一流的学术成果不是项目而是闲暇的产物”。
2005年，一位叫杰克·黑特（Jack Hitt）的美国记者写了一本有趣的书，题为《一帮业余爱好者：探访美国国民性》（Bunch of Amateurs: A Search for the American Character）。他在书中指出，19世纪中叶，家庭制作的形式开始跟职业化趋势竞争，随着工业革命的降临，职业化的速度加速了。但业余爱好者并未消失，美国人认为业余爱好者是梦想家（dreamer），他们痴迷于某种真实的东西，每个人都有潜力成为天才、做出重大发现。由此，他鲜明地断言：“对业余爱好者的崇拜是美国的灵魂所在。”
《一帮业余爱好者：探访美国国民性》
对于黑特的这番言论，熟悉美国文化的人想必了然于心，众多的民间高手——诸如天文观测者、观鸟爱好者、古迹考察者、转基因探索者、古生物迷等等，经常有意想不到的创举和发现。《华盛顿邮报》曾报道：象牙喙啄木鸟在1944年被定为灭绝物种，但在六十年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鸟类学家说，一位业余鸟类爱好者在阿肯色州东部森林里拍到了这种鸟，他们写的论文发表在了《科学》（Science）杂志上。但从康奈尔大学辍学的业余观鸟爱好者锡布利对这一结论提出了质疑。
对此，黑特在书中直言：“锡布利（职业是画家）的文章暴露了实地观察者与学者的罅隙：鸟类研究的专业化跟其他专业一样，发源于惊险的实地考察，但随着发展出越来越多的工具和理论，它就变成了书桌前的室内活动，基础研究都留给了业余爱好者。”对此，黑特援引《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的一篇文章进一步分析：“外行没有背负‘知识的诅咒’（The Curse of Knowledge），……对某种东西一无所知，往往更能发现被专业人士忽略的东西。另外，业余爱好者从事某个领域的研究完全是出自兴趣，而不是为了获利，他们更客观。”以上两点，便是外行挑战内行的资本，它们在逐梦的美国文化（西方闲暇文化的某种创造性延续）中被演绎到了极致。
这不由让人想起爱因斯坦晚年的一番话。当被问及“如何看待早年的专利局生涯”，他出人意料地答道：“学院式的职位使年轻人处于一种为难的境地。人们要求该年轻人写出数量可观的论文——这种诱惑将导致肤浅。……如果他有更强烈的科学兴趣，除了完成被要求的工作外，他会致力于研究他所钟爱的问题。我要感激马赛尔·格罗斯曼，使我处在这样一个幸运的位置上”（1905年，好友马赛尔·格罗斯曼向一度失业的爱因斯坦推荐了专利局的工作）。爱翁的这番言论的确引人深思，不难猜想他说这番话的时候，一定深深怀念着那所可爱的“奥林匹亚科学院”。颇为吊诡的是，口口声声鼓励创新的大学有时却是扼杀创新的地方。或许对于天才来说，闲暇才是最好的大学。
大约一百年前，鲁迅先生以他入木三分的小说和杂文，深刻批判了中国的国民性，揭露了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呼吁广大青年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治乱循环之外，努力开创第三种新的时代。而今，杰克·黑特以详实的案例和数据，以及中肯的分析，深刻揭示了美国的国民性——美国是业余爱好者们的天堂，对于业余爱好者的崇拜（本质是一种业余精神）乃是美国文化的灵魂，而正是这种深厚的文化造就了美国强大的创新能力，这是真正的藏富于民，更是古老的闲暇文化在21世纪的变奏与回响。
意味深长的是，鲁迅和黑特所谈论的东西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存在着隐秘而深刻的联系。1924年，大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发表了题为《未有天才之前》的演讲，其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事实上，美国庞大的高素质业余爱好者群体，正是鲁迅所谓的产生天才的民众、孕育大师的土壤。有了他们，才有了爱迪生与特斯拉、莱特兄弟与寇蒂斯、赫斯特与普利策、海明威与福克纳、希区柯克与库布里克、奥本海默与冯·诺依曼、史蒂夫·乔布斯与比尔·盖茨……因此，黑特和鲁迅所各自揭示的国民性，对于未来中国的发展有着同样巨大的启示意义。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人类文明可以视为闲暇的副产品。
在21世纪，如何在工作至上的世界中重新发掘闲暇的价值，又如何将业余时间以闲暇的生命态度待之，既是人生的重大课题，更是时代的伟大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