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百度公益平台悄然下线引发各界关注。民政部“慈善中国”页面显示,原有的30家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已经变成29家。
2016年,包括百度公益在内的13家互联网募捐平台首批上线,成为互联网公益生态中的“探路人”,如今却退出互联网募捐平台,期间到底经历了什么?这又会对互联网公益未来走向产生哪些影响?
为何下线
“互联网公益注重互动、链接和公众广泛参与,这不是我们的优势赛道。”百度企业社会责任办公室主任卢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回应,“百度不像其他社交或电商属性强的平台,大家已经习惯了在这类平台社交或者交易,百度其实是个技术及信息分发平台,用户更多还是到这儿来获取信息。”
卢健说,目前考核机制下,百度公益难以发挥自身优势。
根据民政部《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管理规范》(下称《管理规范》),平台若因战略调整或业务变更、拟终止公开募捐信息发布服务的,应提前30个工作日向全国慈善工作主管部门提出退出申请。2022年第三季度,百度公益正式向民政部提出退出申请。此时,距其正式获批仅过去6年。
百度公益平台下线,查询无果。图/百度公益官网
201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实施的元年,其中规定,“慈善组织通过互联网开展公开募捐的,应在民政部统一或者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发布募捐信息,并可以同时在其网站发布募捐信息。”
同年,腾讯公益、淘宝公益、蚂蚁金服公益、百度公益等13家平台成为首批进入公益赛道的“选手”,社会公益事业借助互联网大潮开始狂飙突进。数据显示,2017年到2021年,中国互联网年捐赠额由25.9亿元增至100亿元左右,平均增速远快于中国社会捐赠额增速,带动超510亿人次参与。
与其他平台相比,百度公益从入局时就依托百度公司搜索、整合、传播、查询等技术和资源优势,但同时也受到当时竞价排名机制争议的影响,略显“准备不足”。
据公开报道,百度公益基金会曾在2019年出资220万,为258家机构的305个项目提供信息化推广服务。然而,《管理规范》明确规定,按照公益性和行业责任要求,“平台应履行互联网信息平台的社会责任,强化社会品牌意识,不应为非指定平台涉足互联网募捐信息服务提供宣传、推广、搜索、在线支付等方面的服务合作或技术支持”。
事实上,百度公益在民政部的几次“大考”中表现不佳。2017年,百度公益被民政部约谈,要求“加快平台改造与完善,开放自身优势资源,创造与公众预期相称的工作业绩”。但该年度结束时,百度公益的募捐额度仍排名靠后。
2018年和2019年,民政部又相继两次要求百度公益“进一步找准定位、提高效能、主动服务,发挥与公众预期相称的平台作用”,百度公益似乎仍未找到方向,实现突围。
之后,伴随着第二批、第三批互联网募捐平台的上线,百度公益在上线项目、捐赠人次、合作社会组织数量等方面都明显落后,直到悄然下线。
在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看来,“在公益筹款领域,百度的搜索功能优势并不大。”事实上,各大平台已经不再追求“唯募款额论”,而是结合平台擅长的领域,通过资源与技术赋能,在更多的细分领域互拼产品。
“有人入场,有人出局,说明我国公益领域‘有生有死’‘能进能出’,互联网公益平台的流动性本身是一件好事。”汤敏表示,百度公益经营成效不好,退出业务板块,应该尊重企业的决策。
退出后怎么做
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认为,尽管平台有退出自由,但不可否认的是,从初审、答辩到公示的严格遴选,本身就占用了一定的公共资源,退出后还产生了一些遗留问题,比如,没有结束募捐的项目去哪了?资金去哪儿了?项目数据去哪儿了?
卢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针对不同的情况,处理方式不一样,百度公益没做完的项目会通过民政部移交给其他平台,由于所有的项目都是经民政部备案上线,平台下线后项目数据会再交还民政部,由此形成数据安全管理的闭环。”
至于资金管理,《管理规范》中明确规定,平台宜开通在线募捐支付功能并提供技术保障,捐赠资金应直接进入慈善组织的银行账户或安全的第三方支付账户,不应截留或代为接受捐赠资金。曾与百度公益有过合作的“爱的分贝”基金会相关工作人员提到,平台下线前公募机构可以在平台提现募捐善款到账。
互联网公益平台下线的遗留问题远不止“收尾”,也要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在汤敏看来,平台退出公益筹款领域之后,应该关注还有哪些事情可做,比如在乡村振兴领域,不仅仅是捐钱的问题,而是涉及人才、产业、生态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是一个需要长期投入、综合建设的系统工程。
据卢健介绍,退出自己的短板领域之后,百度公益业务将发挥自身技术平台的优势,聚焦教育、社区生活、弱势群体,通过科技创新、智库等资源推广更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如利用图像识别技术帮助盲人群体服药,科技和人才赋能,和学校及行业合作,设立专项课程,培养前沿“数智化”人才。
事实上,互联网公益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全新阶段,平台不仅仅是一个更规范、更高效、更便捷、更普及的数字化工具,还将更全面地融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在人口老龄化、“双碳”目标、共同富裕等重大议题中大展拳脚。
互联网公益如何可持续
百度公益被关注背后,是近年来互联网公益蓬勃发展的现实,如何实现互联网公益可持续发展也引发了业界新的思考。
公众参与互联网公益往往密切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平台是否打着“公益慈善”的旗号营利,二是善款是否得到了合理的使用。
据了解,大多数互联网公益平台不收取管理费或服务费,但平台中的“慈善募捐”项目在项目预算表中大多存在“管理费”一项,由发起项目的慈善组织收取,用于项目运营行政费用。也就是说,互联网公益平台只是一个免费展示的窗口,不仅没有收入,还会产生大量支出。
以腾讯公益为例,2022年,腾讯公益慈善基金在99公益日的10天内,在募集到3亿元的配捐后,设立1亿元特别激励基金。从2015年到2022年,腾讯已经为99公益日提供了将近26亿的捐款,持续了多年的“零收益”投资。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理事长、民政部原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认为,没有哪个国家会像中国的互联网公益平台一样,如此广泛地连接捐赠人、公益机构和受助人。对比欧美国家,中国互联网公益慈善涓滴效应更强,因为中国互联网企业打通了公益平台和支付系统,缩短了参与捐赠的操作链路,提高了公众参与公益的便捷性。
因此,支撑互联网公益平台正常运营所需的技术、资源不可小觑。说白了,平台背后的企业“底子要厚”。当这种“免费橱窗”的模式难以为继时,退出也在所难免。
“从权利义务对等角度考虑,互联网公益募捐平台发展的可持续机制需要提上日程。”金锦萍坦言,“互联网行业的免费午餐即将告一段落,我们仍坚持提供免费服务,还是允许平台自由选择免费与否?”
民政部指定的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图/慈善中国官网
在“可持续性”对面,横亘在天平另一端的问题是“垄断性”。当网络慈善资源主要集中在“被指定”的平台,向有技术和数据优势的大型互联网公司倾斜时,更多元的公益体验落地实施,也引发是否存在垄断问题的隐忧。
王振耀认为,民政部对于互联网公益平台的遴选、评估机制较严格。未来,整个互联网公益生态是朝着专业化、大中小平台综合化方向发展的,公益不应谈垄断,更多是共建,应体现更多的服务性与公共性。
“对互联网公司而言,根据用户的需求提升自己的公益产品设计能力,不断优化用户体验,也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一环。用科技向善为公益做加法,是龙头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必选项。”王振耀说。
金锦萍提出,互联网已经从单纯的线上支付功能转为对于公益事业的全过程参与。公益组织要拥抱互联网,善用互联网来完成公益活动,并在此过程中锻造更为良善的慈善组织,包括及时发现和回应社会问题,聆听各方意见,注重协调利益相关方的诉求,形成共识,整合资源并善于动员和运用资源,确保各方知情权和监督权等。
当互联网企业的公益平台过于倚重自身技术特征,甚至难以摆脱商业模式的影子,公益也往往容易“走形”。
另外,汤敏表示,目前公益机构的现状是,单打独斗较多,合作较少。政府、企业、公益机构联合起来才能做大事。
当下,从参与人数、交互方式、公益杠杆作用来看,中国互联网公益慈善事业正在形成自己的“特色”,技术、资源、创新、模式是社会公益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缺一不可。
作者:李权云 吴利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