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戏言：中国的原子弹只是“吓吓人的”。可这一“吓”还真把美国人吓得不轻。在60年代,美国对中国正在研制、发展中的核武器究竟采取什么对策?以肯尼迪、约翰逊为首的美国政府及其智库,在侦知中国将爆炸自己的原子弹时,他们处在怎样一种矛盾、戒备的状态下?这些“旧闻”,过去一直尘封在美国的绝密档案里。近年,由于美国档案学家的努力,40余年前白宫和五角大楼里那紧张忙乱的一幕,逐渐被揭示出来。《百年潮》杂志刊发的李向前《六十年代美国试图对中国核计划实施打击揭秘》一文，综合美方披露的材料,再现了当年美国决策者和智囊们那些既想冒险而又无可奈何的尴尬日子。
当历史进入六十年代，美国公众终于在眼花缭乱的电视辩论中选定他们的未来总统约翰·肯尼迪时，他们或许并不知道，在新总统那富有魅力的外表下面，美国正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之中。除去美苏两个大国十余年来的冷战对峙外，古巴问题、老挝问题以及柏林问题等这些地区问题，也时时困扰着当选总统和美国行政当局。然而，使肯尼迪特别敏感甚至是恐惧的，却还不仅仅是摆在桌面上的这几件事。1960年底，美国中央情报局号称完成了他们意义最为重大的一项使命：终于确认了中国核计划的存在。当时，他们把这项使命的意义定位在：“在北京有能力爆炸它的核装置之前，在最早的时刻就知道了它”。事情总是相反相成。知道中国的核计划，一方面意味着情报的先机，但另一方面则加剧了美国政府内部的紧张。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的最高决策班子，在六十年代相当多的时日里，就如何对中国核计划作出反应的问题，以及动用军事抑或外交手段来遏制中国的核计划；中国核计划对东南亚和世界局势会产生怎样的所谓影响；以及如何同苏联协调对付中国的核计划等等，进行了一系列的评估和辩论。在这其中，使用武力打击中国核计划的方案，不仅被提出，甚至已经有了雏形。当然，这些辩论及计划的制定，都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
最近，由于美国冷战史学家们的努力，尘封在档案馆中的这些机密，开始得到曝光。美国几家有影响的大报，相继发表文章，披露六十年代美国对中国核计划的这种拟议中的打击。美国非官方的国家安全档案馆研究人员威廉·铂尔和杰夫里·理查尔森，是两位锲而不舍的档案专家。他们所著《是否把婴儿扼杀在摇篮中》一文，通过对档案的大量细致调查，以真实的笔触，报道了整个六十年代美国对中国核计划的情报侦察、政策辩论、打击预案，以及其后未能将这些计划加以实施的原因。该报道披露了大量历史内幕，至今读来，仍令人触目惊心。
事情的缘起早在1964年，也就是肯尼迪遇刺后不到一年，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威廉·福斯特在会见一位历史学家时就透露，肯尼迪曾经考虑采取一项危险行动，迫使中华人民共和国遵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当时，肯尼迪甚至试图放弃他正在推行的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多边核力量”计划，来换取苏联在必要时同美国的合作，以打击中国。福斯特的这个谈话记录，一直保存在肯尼迪图书馆，直到1994年才解密。
最早用档案材料说明肯尼迪和他的顾问们试图用武力打击中国核设施的人，是华裔美国历史学家张少书。他在1988年撰写的题为《肯尼迪，中国和原子弹》一文中，首次披露了这个秘密。但是，文章刚刚发表，便遭到曾任肯尼迪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麦克乔治·邦迪的反驳。邦迪说，当时在白宫，关于采取阻止中国实现核计划行动的议论，只是简单地“说了一说”，并不存在认真的计划和真正的企图。可是，与这位当事人的愿望相反，历史学家们不但没有轻信他的证言，反而由此激发了对这件事的兴趣。他们希望找到确证，美国政府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进行了阻断中国核计划的行动。
结果，这段久不为人所知的历史终于被“翻腾”了出来。
新解密的档案显示，邦迪与总统之间就中国核计划的讨论，远远超过所谓的“说了一说”。在一片厚实的幕布后面，肯尼迪、约翰逊两位总统以及他们的一大批顾问，为对付中国的核计划绞尽脑汁。他们为此做了各种可能的设计，动用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侦察设备，并试图说服苏联一起动手。整个事件的“危重”程度是超乎人们想象的。新解密的档案，终于为世人讲出了这一个复杂而诡谲的故事。
“撩开面纱”从现有材料中我们知道，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计划始于五十年代中期。1953年，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向国家提出建议，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1955年1月，中央书记处召开专门的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我们国家已经知道有铀矿，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一年后，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再次提到：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在美国近年出版的著作中，对于中国核事业开始的大致时间，已经有了基本准确的记载。这些著作还记录了中国核武器研究院、包头核燃料工厂、兰州气体扩散厂以及罗布泊试验基地建立的大致时间。这些著作所根据的材料，基本是我国正式公布的。
然而在六十年代初，美国人对中国的核计划并不十分清楚。例如，直到1959年的9月，美国才得到了兰州气体扩散厂的照片。那时，他们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进度，很大程度上是靠推测。直到1960年8月，美国间谍卫星才第一次得到中国的有效图像。而因为航程的关系，U－2飞机也很难飞到罗布泊这样中国深远的内地。当时美国的情报分析家们曾感叹到：我们对中国核计划所知道的东西，是那么零碎，就如同我们了解苏联在什么性质和多大程度上援助中国核计划一样，是那样破碎不堪。
直到1960年底，美国的情报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开采铀原料以及建立浓缩铀工厂，大约是用铀来生产钚。同时，情报分析认为，中国第一个核反应堆大约能在1961年底接近完成，它会在1962年提供钚。据此，情报专家极为肯定地认为，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如同其他核国家一样，其关键成分是钚而不是铀。因为要把浓缩铀作为原子弹材料的过程是比较漫长和艰难的，而作为第一代的原子弹，只需要较少的钚。至此，对中国原子弹的制造，总算有了一个明确的说法。
感受威胁寻找对策就在中国核计划被确认下来时，肯尼迪接替艾森豪威尔成为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的反共立场一点也不比他前任来得弱。对于中共政权，他抱着敌视态度。正如他的一位幕僚所回忆：肯尼迪曾经把中国试图进行的核试验视为六十年代最糟糕的事情。但是，总统却不真正了解中国核计划非常有限的目标。
在肯尼迪入主白宫的头两年间，没人对中国的核计划进行全面分析。那些出台的报告，基本没有讲清楚中国核计划的政治和军事意义，而只是作出结论说，北京如获得核能力，那将会危及美国以及自由世界的安全，特别会对亚洲造成极为显著的影响。国务院的一份报告还说，北京的核计划将造成比军事还要严重的政治和心理问题。因为它会在世界形成一种观念：“共产主义将是未来的潮流”，从而引起人们的“心理分化”。在亚洲，中国的核试验可能会使它经济发展模式的信誉增高。人们会对自己乃至美国的实力产生怀疑。这种影响具有某种冲击力，它驱使许多国家接近中国，从而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并使美国以盟国利益进行各种干预的行为遇到麻烦。
此外，美国还极为忧虑所谓核扩散问题。美国官方认为，一旦有核国家的数量稍许增加，那么，世界的不稳定因素就会加大，非理性和孤注一掷的可能性都是有的。
于是，有人开始提出对策。1961年9月，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任乔治·麦吉向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建议说，一个有效消除中国原子弹造成心理影响的办法，就是鼓励甚至帮助印度发展核武器。因为当时印度的第一个核装置已经接近爆炸试验。这时，麦吉一点都没有顾虑印度拥有核武器之后会给亚洲带来的不稳定，而只是想以一个非共产主义国家来“狠狠揍共产主义中国一拳”。当时，曾经拟议由总统科学顾问杰罗姆·韦斯纳在访印期间，拜访印度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向他试探询问，中国的核计划将会对印度发生多大影响？其用意在于，引出印度提出援助的要求。这个计划最终被否定。因为，美国决策者还是害怕担当扩散核武器的名声。腊斯克最终同意了麦吉的另一个建议，即打一场宣传战，宣传美国核武器的绝对优势，同时贬低中国的核能力。
也就在这时，国务院东亚问题专家罗伯特·约翰逊开始了他关于中国核试验意义和后果的研究。这个研究我们将在后边加以介绍。但请注意，正是约翰逊的这个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对中国核计划的政策。
新情报
为了更清晰地了解中国核计划，此时美国情报部门也在尽力改进他们的侦察手段。其中一个较为有效的方法，就是由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驶U－2飞机，携带高分辨率成像摄影机从台湾起飞，前往大陆的深远内地进行侦察。虽然这种做法有相当危险，但它从1961年开始，还是覆盖了中国内地的很多目标。
另一项侦察手段，是使用间谍卫星。从1961年起，美国情报部门开始进行代号为“科罗纳”（CORONA）的卫星侦察计划。这种间谍卫星携带改进的高分辨率照相机，带有充足的胶片，从而能得到更清晰和更多数量的照片。从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科罗纳卫星计划一共进行了24次侦察飞行。1961年12月，科罗纳首次辨认出罗布泊基地，尽管当时美国人并不知道这就是未来的原子弹试验场。
1962年4月，美国的情报分析再一次推测，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将以钚为原料。分析人员认为，如果中国从1960年开始加速和成功的进行它的核计划，按照最快的时间表，它将在1963年初爆炸一颗以钚为原料的原子弹。但是，他们对这种推断又不很肯定，并怀疑中国是否能实现这种速度。因此，又提出中国的第一颗核弹只能在1963年以后的若干年才能爆炸的估计。不过，不管怎样说，他们都认定，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只能以钚为原料。
1963年初，中央情报局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1月10日，美国国家安全助理邦迪会晤中情局局长麦科恩。前者透露，有两件事情使最高方面最为关注，这就是中国和古巴的核计划。麦科恩承认，对中国核计划目前仍所知不多，需要加大侦察力度。
一个月后，台湾的U－2侦察机拍摄到了包头的核工厂。但当时根据照片资料，美国情报人员仍然错误地认为，这是一个钚的反应堆。国务院情报研究局的乔治·丹尼告诉腊斯克，工厂规模表明，中国已经具备了每年进行核试验的充足的钚原料。包头的发现可以确认，中国大约会在1963年底爆炸一个小的核装置。
但各方面的估计仍存在着差距。一种情报分析认为，包头核工厂照片显示，它经过了“精心的安全掩饰”。其设施包括一个小型的气冷钚反应堆，以及配套的化学分离和金属加工厂。根据法国钚反应堆设施的先例，分析人员认为，这就是一个钚工厂。直到1964年，U－2飞机和间谍卫星才侦察到中国正在酒泉建立一个钚反应堆。当时估计，它要到几年以后才能投入生产。
1963年3至6月间，U－2飞机拍摄到位于某水电工程旁的兰州气体扩散厂正在加紧施工。原子能专家认为，兰州气体扩散厂可以容纳1800台压缩机，但仍少于生产核武器所需材料的4000台规模。有意思的是，蒋介石的情报系统这时曾判断，兰州的反应堆在1963年已经开始运转。但在华盛顿，却没人理会台湾的这个情报。
由于对中国生产核裂变材料的能力仍无法准确把握，美国情报人员此时还是很难回答出，中国究竟在什么时候爆炸它第一颗原子弹？鉴于已经确认包头的核工厂是生产钚原料的，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将以钚为燃料也已被确定，那么最合理的判断是，中国将在1964年初爆炸它第一颗原子弹。不过，情报人员解释说，如果遇见了“通常的困难”，爆炸日期也可能会被推迟，例如推迟到1964年底或1965年。此外，如果还有其他钚反应堆未被发现，那甚至意味着，中国随时会爆炸它第一颗原子弹。
关于中国爆炸原子弹后的对外政策，美国情报人员的分析是互相矛盾的。一种看法是，中国不会因爆炸原子弹而大幅度地改变它的对外政策。所谓大幅度地改变对外政策，是指它采取军事侵略的政策或甘冒更大的军事风险。因为中国领导人知道，他们的核能力还是非常有限的。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中国在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后，会感到自己已经强大得多。它会在周边冲突中反映出这种强者的心态。此外，中国还会认为，由于有了原子弹，美国在亚洲大陆上的干预行为会有所收敛。中国对外政策的态度会更加强硬和不容质疑。
寻求同莫斯科联手
同情报人员专注于在技术上分析中国核能力的心态不同，美国最高决策者们想的是如何“搞掉”中国的核计划。随着中苏敌对的加剧，肯尼迪总统希望他能够谋取苏联人的支持，以摧毁中国的核计划。
在1963年1月22日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肯尼迪十分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想法：我们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同苏联人谈判的基本目的，“就是制止或延迟共产党中国的核进展。”如果说，在人们想象中，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没有中国参加，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它的意义，那么肯尼迪就有理由认为，俄国人会同他一样热衷于把条约当作压力，来阻止中国发展核能力。对肯尼迪说来，这一点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因为肯尼迪相信，中国在“六十年末及以后的时代，将成为我们美国的主要敌手”。一个有核的中国，将危及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当时在肯尼迪左右的顾问们都同意他如下看法：苏联领导人关于和平共处以及核武力升级的危险性的立场，是可靠的。比起中国来，这种态度显然更少危险性。
就在这次会议之后，无任所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致信肯尼迪说，苏联人对西德的有核化非常反感。他建议，美苏之间应就德国与中国问题达成“谅解”。其关键部分就是非核扩散和禁止核试验。在哈里曼同苏联外交官的谈话里，他们似乎得到了共同的看法：一个禁止核试验的条约，可以针对中国。哈里曼认为，如果华盛顿能同莫斯科达成一致，那么，“我们就可以一起迫使中国停止核计划。在必要的情况下，要威胁中国，我们将搞掉它的核设施。”
在美国人眼里，同苏联联手对付中国的核计划，是有可靠基础的。因为，苏联已经切断了对中国核计划的援助。更重要的是，苏联支持禁止核试验和防止核扩散条约，即具有针对中国的意思。从1962年8月开始，苏联对美国关于订立国际性的防止核扩散条约，反应积极。在腊斯克看来，这个条约就是以中国为靶子的。
美苏联手的可能性，使美国高层有些按捺不住。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963年4月向国防部长提出长篇一份报告，拟定了间接与直接打击中国核计划的两种方案。间接方案是使用外交和宣传攻势，直接的则就是使用强制手段。两种方案既可由美国一家来干，也可以发动西方盟国。美国希望能够得到苏联积极或心照不宣的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直接方案包括：A、由国民党军队实行渗透、破坏和发动对大陆的进攻；B、实施海上封锁；C、南朝鲜进攻北朝鲜，以对中国边界施加压力；D、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常规武器的空中打击；E、使用战术核武器有选择地打击中国的目标。
尽管军人们秉承最高方面的意志提出了这个报告，但他们不是没有担心。参谋长联席会议代主席李梅将军即在有关这个报告的备忘录中坦言，公开使用武力来强制中国是不现实的。即使迫使中国签了条约，也无法保证它能实行。此外，如果美国采取单边行动，不管是进行封锁还是使用武力，都不能不考虑到中国的报复和战争升级。至于如何使美国的行为在国际上合法化，就更困难了。但是，如果有苏联的哪怕是默许的合作，情况就会不同。因为一旦美国采取行动，苏联就会在战争升级和迫使中共接受条件的两极中，起缓冲作用。
事实上，军方的态度并不坚定，他们对能否与苏联联手对付中国表示怀疑。但行政官员们对此却兴趣盎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事实上是第一个向苏方发出试探的高级官员。5月中旬，邦迪会见了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邦迪向后者提出，希望“私下认真地”就中国核计划“交换意见”。但多勃雷宁对此不感兴趣。他把话题扯到了美国“多边核力量”的计划问题上。当时，“多边核力量”是美苏关于防止核武器扩散谈判最棘手的问题。苏联大使说，不要让我们苏联政府把中国的核发展问题看得太简单化了。尽管邦迪还想加以诱惑，但多勃雷宁还是拒绝谈论中国问题。
1963年6月，赫鲁晓夫公开宣布，苏联同意美国派遣一位特使来莫斯科，讨论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这个消息再次刺激了美国决策层。他们认为这是探讨美苏联手对华可能性的时机。但由于已知苏联人更关心的是“多边核力量”，而“多边核力量”是美国欧洲政策的一个基点，它同防止核扩散协定又是矛盾的。在这个复杂关系面前，要取得苏联同意联手对华，就必须在两者间进行选择：要么坚持“多边核力量”，要么取悦苏联。最后，肯尼迪似乎下了决心。在哈里曼即将出使苏联前的一次内阁会议上，肯尼迪提出，应研究“放弃多边核力量政策”，以作为达成防止核扩散协定代价的可能性。当时，有人同意，也有人反对。支持者认为“多边核力量”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反对的人则提出，“多边核力量”已经把美国和欧洲的关系深深地绞在一起，现在根本没有放弃的可能。
肯尼迪没有过多坚持他的观点。但他还是扔不掉美苏联手遏制中国核计划的念头。当哈里曼刚刚抵达莫斯科，他就接到肯尼迪的指示，必须对赫鲁晓夫强调，一个有核中国，哪怕具有很小的核能力，“对我们所有人都是非常危险的”。肯尼迪希望哈里曼去试探，赫鲁晓夫在“限制或制止中国核计划，以及如果要苏联采取行动，它是否认可美国按照这个思路去采取行动”上到底抱有什么想法。虽然，哈里曼最后成功地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但他始终没有能引诱赫鲁晓夫就采取政治的或其他步骤来反对中国核计划问题，进行任何讨论。只要法国坚持不参加禁止核试验条约，赫鲁晓夫感到，他也无法做到孤立中国。此外，这位第一书记还极力淡化中苏分歧。他不同意哈里曼关于中国有了核武器将对苏联构成威胁的观点。他对哈里曼说，中国的核计划没有那么厉害。有了核武器，中国会更加自我约束。因为，“当一个人还没有核武器的时候，那他准是喊叫得最凶的人”。
尽管肯尼迪没有获得赫鲁晓夫的承诺，但他并未放弃自己的想法。在8月1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这位总统谈到了所谓具有“威胁的形势”。虽然他承认，中国在核计划方面，要达到“羽翼丰满”的程度还需时日，但“我们现在就希望采取步骤，来减缓这种危险的前景”。
纵容国民党
1963年9月，蒋经国访美。在同肯尼迪会谈之前，蒋经国造访了中央情报局。在会谈中，双方涉及到使用空降部队袭击中国核设施的可能性问题。之后，蒋经国会见了邦迪，他们也谈到了打击中国大陆核设施的作战问题。蒋经国劲头十足地提出，只要美国对突击行动提供运输和技术支援，打击大陆核设施就可以干。邦迪支持蒋的想法，但顾虑军事行动会促使中苏重新结盟，并引起大的冲突。因此，他告诉蒋经国，打击行动还需要做慎重的计划。
9月11日，蒋经国同肯尼迪进行了一次长时间会晤。谈话中肯尼迪直截了当地询问蒋经国：“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即将300到500人的突击队派到象包头这样远的地方，而飞机不被击落？”根据谈话记录，蒋经国当时回答说：派遣突击队的建议“昨天已经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讨论过了。他们认为这样的计划是可行的”。对此，肯尼迪还是没有完全放心。鉴于猪湾事件的经验，华盛顿和台北都需要有关大陆的更准确的情报。肯尼迪告诉蒋经国：“不管采取什么行动，它都要适合实际情况。”
几天后，蒋经国会晤麦克恩。双方同意建立一个计划小组，来研究派谴国民党作战人员袭击中国大陆核设施的可行性问题。双方约定，任何行动都必须经过两方面最高层的批准。但至今有关这个计划小组的工作情况，还未被透露出来。
欲罢还休
蒋经国走后，肯尼迪政府继续研究如何扼杀中国核计划的各种可行性。其中，由美国飞机空投蒋军破坏小组，仍是中情局最看重的方案。参谋长联会议也曾提出所谓“布拉沃（BRAVO）”计划，即非常规作战计划。其性质是准军事的，即由一个跨部门的小组来“考虑如何阻断中共核计划的方法和手段”。此外，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应助理国防部长威廉·邦迪之邀，考虑了一个应急性的常规攻击中国核设施的方案。该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以多批次打击来毁坏和瘫痪中国核设施。
就在这时，美国驻印度大使切斯特·鲍尔斯提出一个警告。他声称，如果美国不采取行动，那么印度就会因为惧怕中国的原子弹，而寻求研制自己的核武器，从而使南亚大陆上发生核扩散。鲍尔斯的这种立场，同他在1961年猪湾事件中的态度大相径庭。
肯尼迪本人也在考虑除武力以外的方案。他还是希望促使苏联在部分针对中国的防止核扩散协议上予以合作。1963年秋，腊斯克在联合国会晤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两人讨论了防止核扩散问题。当葛提到多边核力量时，腊斯克故意刺激葛说，由于苏联曾经对中国核计划进行过援助，因而它已丢失了“自己处女的纯洁”。然而苏联人对防止核扩散协定仍然有兴趣。在10月10日同肯尼迪的会面中，葛罗米柯表示愿意间接地对中国施加压力。葛承认，一个防止核扩散协定会使中国政治形势更加困难和脆弱。
当肯尼迪考虑采取什么行动对付中国的核计划时，国务院的一个不同声调出现了。这时罗伯特·约翰逊已经完成了他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有200多页长，题为《共产党中国的核爆炸和核能力》。考虑到报告篇幅过大，10月间约翰逊又把它改写成一个100页的版本，以便于传阅。
约翰逊研究的最有可取之处，是它没有危言耸听。报告指出，中国的核能力“在未来一个不能确定的时间里，不会改变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真正的力量关系，也不会影响亚洲军事力量的平衡。”在约翰逊看来，中美之间巨大的力量差异，以及中国核能力的脆弱性，使中国的核威胁减小到了最低的程度。一个有核的中国，处在美国可攻击的范围之内，而中国对美国却做不到这一点。因此，中国就不得不考虑，在它进行侵略时，会受到美国核武器或常规武器的反击。这种情况使中国决不可能首先使用核武器，除非中国大陆处于严重的攻击之下。约翰逊认为，中国制造核武器的目的，是以此来威慑敌人对其领土的攻击。它不可能改变自己谨慎的、后发制人的军事政策。
尽管约翰逊把中国冒险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限度，但他没有忘记强调中国核试验的政治含义。他认为，中国在有了自己的核武器之后，会相信它的核能力可以“削弱”那些同美国结盟的邻国的“意志”，使他们同中国和好相处，从而消蚀美国在亚洲的影响。正如国务院另一份支持约翰逊观点的报告所说，中国会“避免莽撞的军事行为”或“核讹诈”，而把自己的核武器作为“政治武器，以赢得尊敬，促进中立主义，鼓励革命”。
据此，约翰逊建议，对中国的核计划，美国目前做的已经足够了，不必再更多地做什么。一旦中国的核试验成功，美国应向所有友好国家再次承诺，它将帮助它们对抗中国。这种重新承诺，既可以对抗中国的压力，也能防止其他亚洲国家单独发展自己的核武器。
约翰逊报告的两个版本都没有经过官方批准，但它仍可认为是代表国务院的立场。而且在1964年4月，它还以纲要式的形式提交给了约翰逊总统。
约翰逊的报告在美国的官员中还是产生了影响。正如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罗伯特·科默所说，如果真象约翰逊估计的那样，我们阻止中国核计划的行动，便离题太远了。他对邦迪说，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中国仍坚持其谨慎政策，那么我们攻击中国核设施的动力就极大地失去了。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身亡。林登·约翰逊在飞机上宣誓就任美国第36任总统。约翰逊承认，美国需要对中国采取更灵活的政策。他在上任几星期后即打电话给理查德·拉塞尔参议员，告诉他美国或早或迟要承认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约翰逊明显受到院外援台集团的牵制。他仍然把中国在东亚的影响，看作是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巨大威胁。事实上，此时的约翰逊同时在顾虑两件事情，A、即将到来的大选；B、中国的核能力。他在接受《时代》周刊记者休·赛迪的采访时说，我们不能让戈德华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和中国同时得到原子弹。然而不管怎么说，约翰逊与他的前任不同。他没有公开评论中国的核计划，也极少提到要采取步骤打击它。
1964年4月中旬，罗伯特·约翰逊完成了他的新报告。报告题为《对打击共产党中国核设施可能性的探讨》。这篇报告当时被列为“绝密”。它至今还未被解密。人们只是从国务院所编《外交关系》中知道了它的结论。
约翰逊在报告中总结了四种对中国核设施实施打击的方式：A、由美国公开进行空中打击；B、由国民党空袭；C、在中国内部雇佣特工进行破坏；D、空投国民党的行动小组。约翰逊认为，由美国实施空中打击，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只有派很多波次的飞行，才能完全摧毁目标。而在大陆内部雇佣特工进行破坏的方式，也是极不现实的。因为你根本就雇不到这样的人。国民党事际上也无能力单独实施空中打击。约翰逊还总结了用武力打击中国核设施的弊端：首先，情报的出入太大，以致华盛顿根本不能精确地锁定所有目标；其次，实施打击只是延缓了时间。最长也就是4到5年，北京又会再次启动它们的核计划。第三，中国会对台湾或美国在东亚的基地进行报复。最后，一个师出无名的军事打击会付出沉重的外交代价。
约翰逊提到，有一种说法认为，如果要赢得世界舆论对美国做法的支持，唯一可行的是，在世界范围订立防止核扩散和对核材料生产进行的核查协议。一旦这类协议进入到谈判中，中国再公开无视它，就给了打击它的口实。然而约翰逊相信，当这类协议能够进入谈判时，中国大约已经完成了核试验，象法国那样，成为一个“现存”的核力量。在任何情况下，法国是不可能支持这样的协议的。此外，约翰逊还认为，要苏联默认美国对中国的打击，是“绝对不可能的”。
约翰逊认为，只有在对侵略做出反应时，世界舆论才会接受军事打击行动。比如说，中国如果以支持者的面目出现，在老挝或越南进行干预，造成一场有限战争的时候，军事打击就会被舆论所支持。此外，还有一种非公开的打击方案。这就是由国民党来干。但约翰逊指出，即使可以相信国民党的破坏小组有能力分别搞掉包头和酒泉的核设施，但由于他们几乎不能同时在两处得手，因此必会遭到中共的报复。而中共对台湾的打击，会把美国置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总的说，约翰逊的看法是，阻断中国核计划的行动是危险的，它很可能失败；它会损害美国的形象，削弱美国的地位，使世界力量格局变得难以捉摸。这些结论，同1963年肯尼迪总统的想法是大异其曲的。
约翰逊后来写到，他当时的研究反映了“各部门间广泛的一致”。因此，在高级官员们考虑对付中国的核计划时，还有相当的分量。1964年4月底，腊斯克曾经把一份高度压缩的约翰逊报告呈送给约翰逊总统。鉴于腊斯克的这个做法，美国最高层对约翰逊的观点应该说是认可的。
正在美国人欲罢还休之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制造，在1964年前8个月里又有了长足的进展。兰州气体扩散厂在1月间已经生产出第一份浓缩铀，并开始了试验；4月，酒泉基地生产出了第一个核部件；六月，第九研究院进行了同比例的爆炸试验；8月，酒泉厂装配出第一个核爆炸装置。
这一切，使美国人又一次紧张起来。
新定位中国的核进展
1964年初，美国从秘密渠道得知，中国在1964年将“肯定”爆炸原子弹。前国务院情报研究室的艾伦·怀廷回忆说，他是从一份关于周恩来访问马里的情报中了解到，中国即将进行核试验。当时，周恩来告诉马里总理莫贝多·基塔，中国将在10月进行核试验。可当时不知为什么，人们对这条消息的价值却未加充分注意。
当时美国对中国核情报的获取，主要是通过空中侦察。从1964年春起，U－2间谍飞机从印度东部的查帕迪亚起飞，已经可以飞到罗布泊上空。从1963年7月起，美国共发射了10颗“加贝特”卫星。这些卫星携带有高分辨率照相机，可以清晰辨别地面18英寸的物体。1964年8月初，间谍卫星发现，在罗布泊试验场，已经树立起铁塔和其他设备。据此，情报分析得出结论：“罗布泊地区明显的可疑物体表明，那里是一个试验场。它在为两个月后的使用做准备。”
但对于中国究竟在何时爆炸原子弹，美国人还是没有把握。7月24日，麦克恩告诉约翰逊总统，还不能预知中国何时引爆它的核装置。中情局则认为，在1964年底之前，核试验不会进行。他们的根据是，中国在此后数月中，还不可能得到足够的核裂变材料来爆炸它的原子弹。原因就是，中国的核原料是钚而不是铀。而包头核工厂生产的钚，至少在1965年前还不能填装一颗原子弹。按照这样的推测，美国情报人员认为，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应在1965年中爆炸。另外，美国情报人员还怀疑到法国是否供给了中国核裂变材料。不过，他们没有肯定的证据。今天看来，只有国务院专家艾伦·怀廷的判断最明智。他当时就肯定，中国的核试验发生在即。如果不进行核试验，就没有必要在罗布泊试验场树立起铁塔。此外，周恩来关于10月进行试验的话，也决不是空穴来风。
在临界点上
中国核试验已经迫在眉睫。这使得“核危险”这个话题成为总统星期四午餐会的重要内容。参加聚餐会的，是约翰逊班底的核心人物。他们是：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恩、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国务卿腊斯克和国家安全顾问邦迪。在9月15日的聚餐会上，这一小群人最后的看法是：如果加以权衡，在中国按自己时间表爆炸原子弹，与美国采取单边不宣而战的打击两者之间，还是后者更有风险。对中国核设施的攻击，其可能性只在“军事敌对”这样的事发生时才可成立。尽管如此，这些总统班底的大员，仍然没有放弃试探同苏联采取联合行动的可能性。这种联合行动包括“发出威胁，反对核试验”等。恰在此时，一则信息鼓励了这些顾问们。9月15日，赫鲁晓夫就中苏边界问题发表谈话。他威胁说，苏联将使用所有手段，包括“最新式的歼灭性武器”，来保卫自己的边界。这是苏联第一次暗示，它有动用原子武器的可能。
但在华盛顿，当邦迪希望与多勃雷宁就中国即将进行核试验问题“做一次私下和认真的谈话时，多勃雷宁还是老话，说中国的核武器对苏联和美国说来，并不重要。它只会在亚洲造成“心理影响”，而对苏联政府说来无足轻重。
约翰逊总统在中国核问题上持谨慎态度，部分原因是大选在即。当时，他正在缔造一个所谓的“和平平台”，来同共和党对手戈德华特斗法。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约翰逊政府在进行越南战争的同时，也惧怕把战争扩得更大。虽然在战争中，美国高层仍有人主张在轰炸越南北方时，应考虑攻击中国核设施。但约翰逊倒是守住了这条底线。在1965年战争升级之后，他仍谨慎地避免触发与中国的直接冲突。
8月底和9月中旬的卫星侦察表明，罗布泊试验基地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一位访华的马里政府代表团成员提供消息说，中国准备在10月1日也就是国庆节时，爆炸原子弹。国务院的官员们这时终于想到，得为中国的核试验抢先准备一个声明了。怀廷回忆说，这样一个公开声明，可以抢得先机，减少核试验的政治影响。并且“再次向中国的邻国保证，美国对此是关注和了解的”。麦克恩这时先行一步。他在9月中旬已经向北大西洋组织透露说，中国将在最近6天内进行核试验。
9月29日，国务院发言人罗伯特·麦克洛斯基宣读了由总统同意的声明。声明说，从各方面的消息判断，中国将在最近任何时间里爆炸它的核装置。之后，声明话锋一转，说，尽管中国爆炸了核装置，但它要拥有运载工具，还得走很长的路。显然，这既是一种自慰同时又是他慰。
10月15日，美国间谍卫星的照片显示，罗布泊试验场已经完成了最后的准备。包括由双层围栏环绕的高340英尺的铁塔，成列的仪器掩体，两个小一点的铁塔和各种地堡、平台。同时，美国情报人员还观察到，自1963年9月就停止的来往于试验场的大批次的飞机，在1964年底又恢复了飞行。这表明，最后的准备正紧张地进行。中央情报局负责科技情报的助理局长唐纳德·张伯伦肯定，爆炸就在这几天了。
原子弹爆炸了
1964年10月16日，中国西部的荒漠上空，腾起了巨大而美丽的蘑菇云。美国设在各地的13个情报观测站中，有11立即捕捉到了这个美丽蘑菇云所释放的巨大电磁脉冲。驻日本美军基地名为“足尖舞蹈者”的探测飞机，爆炸后多次起飞，收集中国原子弹的核灰尘。当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专家们检查这些从辐射云中收集的灰尘时，他们简直大吃一惊。原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所使用的核填料，根本不是美国情报机构长期认定的钚，而是U－235。这就是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是一颗铀弹。这意味着，中国的核能力是以一种很快的速度发展的。直到当年底，U－2飞机才证实，兰州气体扩散厂早已经投产了。
核爆炸后几小时，约翰逊总统发表声明。不过这声明已不可能再有什么新意了。它只是说，自由世界的核力量，仍然承诺对亚洲的保护。但中国同时发表的声明，却在世人面前落地有声：一、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打破大国的核垄断；二、中国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三、一切核武器都应被销毁。
在台湾，蒋介石被核爆炸震惊了。因为，这爆炸声对他反攻大陆的梦想不啻沉重一击。蒋曾在核爆炸不久提出，应采取军事行动，在中国大陆研制出核运载工具之前，摧毁它的核设施。但在美国人那里，蒋碰了软钉子。
约翰逊总统在核爆炸后曾经任命了一个专门小组，希望对防止核扩散问题作出研究。这些加入专门小组被称为“聪明人”的前政府高级官员，对各种所谓防止核扩散的方案进行了披阅，这其中，也包含用武力打击中国核设施的可能性问题。实际上，打击中国核设施是作为整个“激进”的防核扩散政策的一部分提出的。这些政策还包括：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实质性地从欧洲撤出战术核武器；封锁法国在太平洋的核试验基地；以及最小威慑核战略等等。在政策取向上，专门小组更同意罗伯特·约翰逊的观点，不主张对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打击。但他们对核扩散问题看得很重，视其为“重大威胁”。因此，他们建议，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核政策，并形成和通过一个国际性条约。小组认为，接受中国作为一个有核国家已是不可避免。这要求重新考虑对华政策。其关键点，是把中国接纳进军备控制条约。
显然，这是一项意在“羁糜”的建议。但由于它同受国务院支持的“多边核力量”计划相矛盾，结果没有得到约翰逊总统的支持。国务卿腊斯克虽然一方面在研究防止核扩散条约，但在另一面，却主张建立起“核武器银行”，即使印度和其他可能的亚洲国家加入其中，以对抗中国的核力量。实际上，这是默许或承认这些国家制定自己的核计划。
这样，从实质上说，尽管中国原子弹的爆炸成功，使美国高层对核扩散政策做了新的研究，但原子弹所造成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致约翰逊总统在拿出一个意义重大的防止核扩散条约时，仍是困难重重。
在这场以武力阻断中国核计划“闹剧”的末尾，还有一个小插曲：1965年春，美国海军情报系统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侦知，中国将在未来几年内拥有潜艇发射弹道导弹的能力。这意味着，中国可以在海上用核武器直接打击美国的领土夏威夷或西海岸。海军甚至还设想，中国会引发一场“催化战争”，即中国使用其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攻击美国本土，而使美国误认为是来自苏联的核打击，从而迫使美国核反击。当时的海军部长保罗·尼采曾向国务院提出建议，应在中国导弹潜艇的处女航行时，将它击沉。后来的事实证明，美国海军已经紧张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直到八十年代，中国才试验自己的导弹核潜艇。
六十年代就在这样的紧张之中度过了。在这十年中，中国不但完成了自己的原子弹试验，还拥有了中近程导弹以及氢弹。成为不能被藐视的核大国。而美国在恐惧和貌似咄咄逼人的外表之下，并没有拿出象样的对策。他们计议的那些五花八门的方案，没有一个是可靠的。这使美国“纸老虎”的形象，变得更加真实。虽然，中国核武器的试验成功，在六十年代没有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但它却为改变这种政策，造成了可信的压力。进入七十年代，形势发生了大变化。中国走进了联合国，中美邦交也开始恢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改变世界历史”的年代。毛泽东曾经笑谈，中国的原子弹只是“吓吓人的”。可这一吓，真把美国人吓得不轻。他们在整个六十年代都生活在“火山口”上，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但愿今天的人们，能够汲取这个历史教训：在这个世界上，称霸的人和欺负别人的人，都是没有好日子过的。
——摘自《百年潮》2001年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