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夜景

芬兰是北欧国家，夹在瑞典和俄罗斯之间，历史上曾经先后被这两个强大的邻居统治，1917年12月才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芬兰人口540万，1/3国土位于北极圈内。

从这个角度看，芬兰都是一个小国，不过这个国家小的并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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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中有一个著名的词汇“芬兰化”，描述的是二战后芬兰在苏联的阴影下挣扎求存的尴尬处境。

在当时东欧国家基本为苏联所控制的情况下，芬兰保持了自己形式上的独立，苏联没有在芬兰驻军，但芬兰在内外政策上完全唯苏联马首是瞻，和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区别不大，直到1990年苏联解体。“芬兰化”这个词是德国政治学家理查德·劳温索尔在1961年柏林危机结束后不久首先使用的，目的是告诫欧洲小心苏联的威胁。

“芬兰化”后来泛指一个弱小的国家近乎无底线的听命于强大邻国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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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人非常坚韧和英勇，懂得运用策略。1917年，芬兰利用“十月革命”的机会摆脱了俄国的统治，取得了独立。

在1939-1940年为期92天的“苏芬战争”期间，面对苏联赤裸裸的入侵，弱小的芬兰虽然最终失败，但创造了不少以少胜多的光辉案例，3万人的芬兰军队，给苏联军队造成的损失在10万以上。《赫鲁晓夫回忆录》甚至说 “我们损失了上百万人”。朱可夫则说过，我们在这场战争中获得的领土，还不足以掩埋我们死亡的士兵。

苏芬战争，又称“冬季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芬兰涌现了号称“狙击之王”的西蒙·海耶，猎人出身的他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用芬兰版的莫辛纳甘狙击步枪击毙了542名敌军，据说这个记录至今没人能打破。当时是冬季，西蒙·海耶在战场上还要面对零下20至40摄氏度的严寒和极夜带来的漫漫黑暗。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别说是狙杀敌人，自己能不能全身而退都很难说。芬兰人将这种精神称为“SISU”。

西蒙·海耶

芬兰人对SISU的喜爱无处不在。芬兰破冰船被称为“SISU”号，叫SISU的糖果是芬兰人最喜欢的糖果之一。芬兰的SISU牌装甲车，多次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充当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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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的基础教育非常强大，经合组织（OECD）自2000年起，每3年组织一次对各个国家15岁学生的测试，也就是PISA（The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被称为“教育界的世界杯”。而芬兰学生在迄今为止的几次测试中各项成绩均名列前茅，2010年更是在3个方面位居全球第一，被公认是全世界基础教育成功的典范。

这和其特殊的教育理念和莫大关系。

在全世界普遍推崇精英教育的大背景下，芬兰却强调教育的无差别化。芬兰孩子7岁以前在日托或家里学习，7岁开始上学，前3年每天只上4小时学，一周共上20小时，边学边玩。在十几岁之前，家庭作业和考试几乎没有，只有在16岁时有一次强制性标准测试。

学校里没有快慢班，所有的孩子不论聪明与否，都在一起上课。他们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学习，而非竞争，成绩不是用来表扬、较劲或羞辱孩子的工具，老师们从来不会用“好学生”和“差学生”来区别对待学生。同时，学校对“好的成绩”定义非常广泛，不局限于在某一门或某几门学科中取得较好的成绩。

另外，绝不放弃学习慢的孩子，当学生出现短暂学习困难时，老师会立即提出矫正计划，在课堂上或是放学后进行个别辅导，费用由政府负担。

与此同时，芬兰的师资水平可能是全球最高的。

自1979年开始，芬兰就规定中小学老师属“研究型”人才，必须具备硕士学历，这几乎是全球最严苛的规定。高中生毕业申请师范学校时，除了要看在校成绩，还必须通过层层面试，确认有教学热诚与创新思维，才能挤进录取率仅10%的师范窄门。

芬兰的教师不仅社会地位高，更在教学上拥有高度的自治权和自由度，在国家课程标准和地方教学标准的框架内，每个教师有权寻求最适合学生的教学方法，教什么、怎么教、用什么教科书，全都由教师自己选择，这就充分调动起了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不可思议的是，在芬兰，对教师是没有任何检查和考核的。因此，教师工作不受功利思想的驱使，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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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是以色列之后另一个“创新的国度”，产生了多个全球知名的科技创新企业和品牌，远的有诺基亚手机、通力（Kone）电梯，近的有《愤怒的小鸟》和《部落冲突》这样现象级的网络游戏，还有芬兰人李纳斯•托沃兹（Linus Torvalds）研发的Linux操作系统。

诺基亚，一代人的记忆

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所做的2016年创新指数排名（GII）中，芬兰排在第五位，远远高于中国的第25位。2008年芬兰人创办的Slush大会，目前已经成为全欧洲最大的刚起步中小企业和风投的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