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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常年与耳聋的父亲说话的原因，母亲几乎不会和我们细声细语的说话，但母亲有一颗宽厚善良的心，宽于待人，严于律己。无论是家里家外，她从不议论家长理短。嫂子自20岁嫁入我家，几十年从未从她嘴里听到过嫂子的长短，婆媳之间和睦相处从未红过脸。受母亲影响，我们四姐妹也从未与嫂子有过不愉快。与街坊四邻相处，妈妈都是有求必应，热心帮助。小山沟里的村民，每来公社开会、办事、卖鸡蛋的，经常到我家吃住，虽然那时粮食金贵，母亲都是热情招待。我看到不认识的人也跟着来吃饭，不高兴的对母亲说：“咱家成饭店了，什么人都来蹭饭”。母亲说：“不就一顿饭嘛，做人要厚道，当年要不是小山沟里收留了我们，哪有我们今天哪。”

母亲天天上班赚钱，从不为自己着想，穿的都是旧衣服，旧鞋子，有什么时兴的衣服布料，母亲都是买来给我们穿。我们穿的好看，母亲就开心。白灰厂入冬发劳保棉鞋，母亲总是按我的鞋码领取，让我穿新的，她穿带补丁的。每个月开了工资，母亲都全部交给我，让我打理全家人的生活。我们姐妹看到母亲这样辛苦，每天放学后，都主动地家里家外多干活，晚上早早做好饭菜，等着母亲下班。放了暑假，我就主动拆洗被褥，学着把被褥都做好，叠的整整齐齐，母亲下班回来看到叠的整齐干净的被褥很是高兴。

每年秋天，母亲下班回来就为我们缝制棉衣，每天晚上都熬到深夜，全不顾自己手上开着很多血口子。刚入冬我们就能穿上棉衣，都是母亲的心血一针一线熬成。那时，我既心疼母亲，又觉得母亲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是一个累不垮的人。

1975年下乡到集体户，紧接着是三妹1976年下乡。在乡下，我俩勉强能挣出口粮钱，其它的穿和用都是母亲给的。那5年，我心里特别煎熬，真想能早一日有个工作赚钱报答母亲。

1979年夏，我奶奶去世了，享年85岁。那年，父亲调到了市木器厂工作。父亲把三间草房卖了1000元，又添300元在城乡结合部买了三间旧瓦房。离开六道江，母亲不得已辞掉白灰厂的工作，随父进城。突然没有工作可干，身边没有了朝夕相处的工友，在家闲起来，母亲很失落，有些不适应。

秋天，我和三妹随知青返城大潮回到了市里。二轻系统成立知青综合厂安置职工子女，我和三妹在这个厂里的服装车间做了缝纫工，每个月工资25元，只够自己的开销，想报答母亲也无能为力，心里很是惭愧。

1981年元旦，我结婚成家，嫁的是我高中同学，后来下乡在一个集体户。1977年我们一起参加高考，我落榜，他考上了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教育部门工作。同年夏天，三妹也和集体户同学小张结了婚。

我和三妹在乡下四、五年，一家人分多聚少，总是互相牵挂。现在，总算是安顿下来了。虽然日子过得艰难，但毕竟是同在市里，经常见面。妈妈的心情也好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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