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20年代的“四面钟” (资料图)

“四面钟”现状

说到“四面钟”，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很容易联想到四面钟街、四面钟医院、四面钟房管站等。在他们看来，就像“南楼”“小白楼”和“五大道”一样，“四面钟”指的是地域范围。它泛指和平路与哈密道、鞍山道交口一带。而在游客和“新天津人”听来，“四面钟”是个地标式建筑。这也没错儿，因为“四面钟”的确是一座带钟楼的建筑，也是个存在了百余年的老地标。前面提到的那些地名与这座地标建筑还有着直接渊源。

天津和平路是条百年老街。“四面钟”就坐落在这条老街上，建成年代也与和平路相当，均为上世纪初期。钟楼位于和平路与哈密道的十字街西北角上。百年前的日本租界内，和平路名为旭街，哈密道名为松岛街。“四面钟”钟楼的建筑整体是一座浅色的西洋风格小楼，体量不大，主体两层局部三层，漂亮又精致。一层带有西式拱形玻璃门窗，二层各窗的上眉裱有精致的浮雕花纹，三层向上建有一座钟楼，钟楼朝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装有报时钟表。

有关资料显示，1898年，日本帝国主义根据同清政府签订的《天津日本租界条款》和《续立条款》的规定，在天津划定了日本租界地。当时和平路一带并不繁华，还是大片的洼地水沼。1902年，日本领事馆依托“东京建物株式会社”开始在租借地内大兴土木，旭街开建，1920年初具规模。

那时起，“四面钟”就是旭街上一处靓眼的地标。一位中国人买下了四面钟楼下的门脸房，开了 “德顺西药房”。当年西药房甚少，西药的需求者多是非富即贵的主顾儿，因此，“德顺西药房”生意十分兴隆。后来，旭街上先后崛起了中原百货大楼、劝业场、天祥商场、国民饭店……四面钟的对面，著名的大公报馆开业了，并与之为邻多年。有轨电车也开通了，黄牌和兰牌有轨电车的线路都在这个钟楼门前设站。当年，叮咚的铃声伴着电车沿街驶过；如今，在无数人的记忆深处回响。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旭街空前繁华起来。随之，大量日本侨民涌入天津。“四面钟”这聚财的风水宝地很快被日本人盯上。他们找到了日租界领事馆，并以“此地已被大日本国所征用，其商店、铺面应由日本人经营”为由，强势逼迫“德顺西药房”迁离。“四面钟”楼下成了专营照相器材的“樫村洋行”。事实上，这是一个以商店掩人耳目的日本特务机关秘密联络点，从事着军事情报搜集工作，为日本侵华做着不可告人的勾当。

想起日本侵华的历史，不禁义愤填膺。好吧，再来说说“四面钟”吧。一百年前，除了达官显贵有怀表或手表，百姓平民出了门，对时间通常没有更精准的掌握。当他们途经“四面钟”，大概都会不由自主地仰头看看，记个时间。想来，这一情况也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如今，人手一机的时代里，或许人们渐渐忽略了四面钟的实际报时功能，只把它看做网红打卡的“老地标”了吧。

抗日战争胜利后，“四面钟”这座小楼几易其主。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开设过铁路航空售票处，做过报刊发行处，开办过科技书店，还建过眼科医院……

大概是因为”四面钟”极高的知名度吧？1958年,“四面钟街道办事处”的名称被确立，辖区范围是张自忠路以南，山西路以北，多伦道以东，锦州道以西。大量以“四面钟”命名的单位接踵而至──四面钟医院、四面钟派出所、四面钟房管站等等。

上世纪六十年代，这座楼被划归天津二商局，楼下门脸房先开起了“大丰收食品店”，后改成了“康乐食品店”。许多老天津人至今仍记得：在康乐食品店前排起长队，拎着保温桶等候购买桂花小豆冰棍的场景，仿佛还能嗅到空气中弥散的香甜气息。

1976年，“四面钟”的钟楼在地震中严重开裂受损，原产权单位和平区蔬菜副食品公司合力将钟楼拆除。拆除中，钟楼内发现一口36公斤重的铜钟，敲起来仍清脆悦耳。笔者曾试着向几位研究天津史学的学者了解，但对于这口人工敲响的铜钟，其用途没得到确切回复，大家推测可能是为配合当年大钟表整点报时用的。

2000年，天津市在提升改造和平路的工程中，对原“四面钟”钟楼进行了重建加固，恢复设置了四个朝向的大型钟表，使其又具有了报时功能。尽管我们在老照片中可以窥见，复建的“四面钟”钟楼在外观装饰中少了藤蔓浮雕等装饰，但总体没改昔日容颜。一个历经百年时光流转的“四面钟”，无论前世还是今生，一直矗立在那儿，俯瞰和平路的变迁与繁荣。

提到天津的“四面钟”，东北角正兴德的四面钟、老龙头火车站邮电局的四面钟、赤峰道电报总局的四面钟，那是有些年头儿的；另有一些景观上的四面钟则属于新生代建筑。然而，说起“四面钟”，更多人首先想到的还是和平路上那座老地标。

刘彩霞/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