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网上舆论持续延烧、似乎对联想疑似国有资产流失嫌疑大有一追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态势。但纵观媒体信息，发现有不少“吃瓜群众”对此联想与彼联想“傻傻分不清”，对很多问题到底是联想企业问题，还是联想高管问题，也是“傻傻分不清”，当然，企业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人的问题，一切问题源自于人，起源于人，最后都要溯源追到人的头上，但从方法论、从辩证的角度来说，在具体观察和分析过程中，还是有必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

既然要谈问题，首先就该分清楚我们现在谈的联想，到底是哪一家联想，虽然彼联想或此联想，中文名称都叫“联想”，但具体是联想控股，还是联想集团呢，是联想控股的问题，还是联想集团的问题。简单来说，目前以“联想”二字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其实主要是以下两家公司：

一是以传统来料”加工、组装见长，只会组装电脑、手机等电子终端产品，通过收购美国高负债、夕阳产业IBM个人电脑业务，以及收购美国巨大负债、衰败中的Motorola移动业务的“联想集团”；联想集团的企业英文标识或LOGO为“lenovo”。

二是手握6张“小贷牌照”，通过参股、持股、控股，主要搞金融投资、放高利贷、断头贷、套路贷，以及房地产等非科技类产业的“联想控股”。联想控股的企业英文标识或LOGO还是最初的联想英语译名“Legend”。

联想标识于2003年4月正式完成切换，联想集团走国际化战略，启动使用新标识“Lenovo”，联想控股仍然保留原“Legend”标识。

2003年4月，联想集团在北京正式对外宣布启用集团新标识"Lenovo"，用"Lenovo"代替原有的英文标识"Legend"，并在全球范围内注册。在国内，联想将保持使用"英文+中文"的标识；在海外则单独使用英文标识。“Lenovo”是个混成词，“Le”来自“Legend”。“novo”是一个假的拉丁语词，从“新的（nova）”而来。

因此，我们首先要建立清晰概念或搞清楚，在见到联想名称、标识时，或谈论联想问题时，知道对象是彼联想，还是此联想，有助于抓住问题脉络，分清问题出处，搞清问题来源。

为方便展开和描述，这里将早期中科院计算所成立的公司称为“早期联想”或在不引起误解的情况下，直接使用“联想”，以区分“联想集团”和“联想控股”。

早期联想：

1984年10月17日，中科院在改革开放环境下，为适应发展需要，同时也为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简称“中科计算所公司”。成立伊始的中科计算机所公司，由中科院以现金加自主知识产权作价出资形式，完成注册资金130.00万元，100%控股，并提供商业使用面积500平米等无偿资源的公司，这绝对是一家顶着“金字招牌”、有常人不可企及的大量优质资源可用，“根红苗正”的100%国有资产企业，这哪里是“20.00万元，11人，一间小破屋里“破茧而出”的“演绎创业”。虽然彼时成立的公司名称不叫“联想”，但这就是最初的联想或早期联想，以后的一切与联想有关的事件均源自于此公司，或者可以说此“中科计算所公司是一切“联想”的“坐标星源点”。

谈联想绕不开的柳传志：

1966年毕业于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毕业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十院十所和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1970年04月—1983年10月，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83年10月—1984年11月，中科院人事局领导干部处干部。

彼时创立联想时，非计算所、非科技人员的中科院人事局领导干部处干部柳传志空降计算所公司，且仅担任副总经理。

在创业之初，由于没有经商经验，柳传志、王树和等被骗14.00万。各位看到此，有什么感想，一个副总经理，刚出来创业，就把计算所提供的资金给弄丢了14万，如果换成其他人，结果会是什么？在这几个人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寻找更好的出路，因此找上了计算所同事倪光南，在他们再三恳求下，对于王树和、张祖祥、柳传志抛出的橄榄枝，倪光南答应了，应邀于1984年底出任公司的总工程师。

1986年，柳传志当上计算所新技术公司总经理后，他开始逐步淡化计算所在联想创办中的作用，开始宣扬“11人和20万元创业”的说法，更关键的是，柳传志此时提出了“国有民营”战略，柳传志将联想的“民营化”正式摆上日程。

1988年，柳传志在计算所公司的简介中加入了这样一段话：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战，由20万元的创办费发展到八七年经营额七千万元；由十一人起家发展为拥有二百二十多人的高科技开发经营队伍。

这是“十一人”创立联想的创业史说法首次被写入计算所公司官方宣传文件。

实际情况是，1984年底，倪光南的加入，将联想式汉卡的全部技术都带入了公司，1985年就推出第一款具有联想功能的汉卡产品联想式汉卡。联想式汉卡前后一共更新了8个型号，为公司创造了上亿的利润，并且带动了包括计算机产品在内的整体营销。80年代末、90年代初能为公司带来上亿元天文数字般收益，今天的人们，可以想一下，是个什么概念，什么公司创业初期就有如此辉煌的发展业绩、奠定如此坚实的基础。倪光南主持开发的联想式汉字系统（汉卡）、联想系列微型机，都曾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4年，倪光南也因此被遴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截止到1994年，早期联想的销售额达到了47.60亿元。

1989年11月14日，“中科计算机所新技术公司”更名为“北京联想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公司名字中的“联想”两个字，正是来自于倪光南带给联想的系列产品。

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可以这样说，没有倪光南，就没有“联想”汉卡及系列产品，就没有联想。

其实后人对系列“联想”产品在初期研发和市场营销中，为什么没有申请专利保护呢？要知道，我国在1984年3月12日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并于1985年4月1日正式实施。但如果对我国有关专利史上有名的“五笔输入法”专利大战有个了解的人，可能就会知道其中的缘由。联想的柳传志利用倪光南那么多的技术和知识产权在赚钱，联想也在用“五笔输入法”做更新换代产品，而在中国知识产权界和专利事务业内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柳老爷子是柳“教父”的“老爷子”，如果“五笔输入法”赢了官司，那联想的所有与倪光南有关的“联想”系列产品是不是也会申请专利呢？该谁去申请？别人不懂专利申请或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或保护，柳传志会不知道吗？如果当初联想或倪光南申请了“联想”系列专利，如果“王码五笔输入法”赢了专利，会有后来的倪光南空手而去吗？太多值得玩味的信息！

简单说来，就是当时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刚开始，没有几个人懂专利，由于没有专利思维或专利保护意识，很多人被坑。别人不懂，但联想懂，联想为什么不申请专利，因为柳谷书懂，柳传志懂，为什么北京中院一审胜，而北京高院二审败。所以柳传志不申请，倪光南院士也不怎么懂，当时他们还在合作蜜月期，申请不申请也就没多么迫切。

提起五笔字型汉字输入法也叫王码的发明人王永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计算机领域中，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五笔字型输入法，由于在中国计算机发展史上起到的特殊作用，堪称“中国第一软件”。

1992年，因许多电脑生产商在生产过程中预装了王码五笔输入法，却未向王永民支付专利使用费，王永民将该厂商告上北京市中级法院知识产权庭，并获得一审胜诉，宣布五笔字型第3版专利权覆盖第4版。当年北京市中级法院知识产权庭还将该判决列入北京市十大知识产权纠纷案对外公布。

但4年之后的1997年，北京市高级法院宣布了二审判决，结果是王永民败诉，五笔字型的第3版专利权不能覆盖五笔字型第4版。

从1992年到1997年，历时6年之久的五笔字型知识产权案，被称为中国知识产权世纪末第一大案。

柳谷书（1921年6月10日-2003年9月5日），男，江苏镇江人，1944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1947年参加革命工作，195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第二号律师证的持有者，从事知识产权事业近40年，是我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创始人、先驱者和积极参与者，创办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专利商标事务所和柳沈律师事务所，在我国知识产权领域举足轻重。

曾任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第一、二届会长、名誉会长，还担任过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理事，亚洲太平洋律师协会理事，亚太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等职务。

1984年，63岁的柳谷书前往香港，创办了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担任第一任总经理；

1986年，柳谷书邀请香港中银集团、华润集团和广大公司参与投资，成立中国技术转让(香港)有限公司，任常务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1987年，受司法部委托，柳谷书创建中国法律服务(香港)公司，任董事长并负责管理此公司的经营；

1988年，在中国专利局的支持下，柳谷书筹建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先后担任协会第一届、第二届会长和第六届名誉会长。

网上关于联想是如何创立，由谁创立的资料、信息、说法很多，但在这次舆论风暴之前的说法，大体一致，基本都是柳传志如何带领11位创业在，如何艰苦奋斗，如何白手起家，如何获得“第一桶”金的，这里摘录网上众多说法中的一例，看看柳传志是如何通过后期包装、编造、渲染、加工，突出自己“创业史”的：

柳传志，1944年4月29日生，祖籍江苏镇江市。1966年毕业于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毕业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十院四所和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北京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控股及联想集团前身）创始人之一。

柳传志在他40岁时一手创办联想，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刚创办联想时，柳传志面对的是一穷二白的光景。上个世纪80年代，已经年入中年的柳传志跟中科院计算机所里的领导请示，提出要自己创业。

于是领导批给了柳传志一间计算机所20平米的传达室作为办公室。同时柳传志拉了一些以前的同事一起来入伙，在联想创办的那天，一共有11个人参加。

1984年10月17日，联想前身——中科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在一间尘土飞扬的传达室开了第一次会。公司只有两三个长条凳、办公桌，以及20万开办费。大家七嘴八舌，觉得当务之急是赶紧挣第一笔钱。

根据柳传志后来回忆，当时实在是不知道要干什么（注意，柳传志向计算所领导提出自己要创业，公司成立了，钱也有了，但不知道要干什么了？有这样的创业者吗？自己不出一分钱，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不用租办公商业场地，有如此轻松的创业？）所以就做一些能立刻上手的，挣点钱早日把工资发了。因为那时柳传志手里的创业资金连发工资都紧紧巴巴。

机会很快来了。据“可靠”消息，在遥远的“江西妇联”一位妇女手里，有一批彩电要出手，然而这是一场骗局，公司被骗走14万。

困境中无意间柳传志听说，中科院进口了500台IBM电脑，准备配给各科研院所。得到消息后、柳传志撂下摊子，直扑中科院设备司，把电脑的验收、培训、维护业务抢到了手。一伙人肩挑手提蹬三轮，靠这笔业务挣到了70万。这是联想的第一桶金。

柳传志似乎再次用行动证明“历史由成功者书写”。

也就是说，以前公开的资料都告诉我们，是柳传志先生如“上帝”般“从天而降”，拿着中科院的20万资金、在传达室里“白手起家”创业出来的，柳传志先生，就是“联想创始人”，柳传志就是联想的“上帝”，没有柳传志，就没有联想。

实际上，最初计算机创业的那些人里头，并没有柳传志先生，他当时的职务关系并不在计算所，而是在中科院院部，他不是什么计算所的“创业者”，而是从中科院人事局干部处空降下来的干部。

柳传志最初确实拿了中科院的20万经费去“创业”，但是他创到哪里去了？他去江西搞投机倒卖彩电，被人骗走了14万，若不是中科院继续输血救命，就没有然后，就没有现在的联想了。

据网上资料说，是中科院计算所把当时拥有的20万美元外汇额度给了联想公司，为公司提供银行贷款和担保；当时计算所承担了国家KT8920大型计算机的研制，就把其中的存储器、扩存、应用软件部分转交给了公司；又以联想的名义对外签订25个合同，获得利润60万元。

1985年，中科院买了500台IBM的PC机，所长曾茂朝以计算所的名义和中科院申请，把后续的验收、服务交给联想，带来70万的收入。

更重要的是，倪光南把在计算所取得的研究成果“LX-80联想式汉字系统”带到了公司，6个月后售出至少100套，获得40万利润。1987年，联想卖出了6500套汉卡，还附带卖出了至少1000台国外的微机，工商局的年终审核报表显示，公司收入7345.00万，纳税347.00万，固定资产400.00万，流动资金550.00万。

若没有中科院的输血，若没有倪光南院士的无私付出，哪有后来的联想？

随着公司发展进入稳定状态，强调技术优先的倪光南与坚持市场路线，有更大资本野心的柳传志之间的“柳倪之争”越发尖锐起来。

现在网上传的柳倪之争，是因为“贸工技”与“技工贸”的原因，其实这只是其中之一原因，更主要的是为一己私利，因为涉嫌挪用资金问题被倪光南举报等，其中主要是倪光南反对借钱给香港联想股东吕谭平等增资，以及反对香港联想投机活动得罪了柳传志，被柳传志采取各种手段驱逐出联想。在此期间，柳传志因为中科院改制，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位由联想集团公司总裁担任计算所所长的人，因此很多由计算所做出的决定，那就是联想集团的决定，也是柳传志的决定（此时曾茂朝先生担任联想集团董事长、同时兼任计算所党组书记。）

1993年，倪光南组织了软件中心、小型机部、R&D部三个部门联合开发LXBS金融平台软件，市场反映良好。

1994年，柳传志拒绝倪光南投入资金搞研发的同时，联想却花6000.00万在惠州买了50万平米土地投机，结果地价一下子跌了70%，损失惨重。柳传志最后硬着头皮让郭为救火，让联想把板卡基地建在惠州来解套。

联想的程控交换机，1994年元旦的时候就在河北廊坊开局成功，从技术上来说比当时华为民间草台班子强得多。倪光南要求将程控事业部改成子公司，当时程控事业部有80人，是仅次于杨元庆领导的微机部的第二大部，由倪光南学生罗争领导。

柳传志谎称程控事业部本身就亏得厉害，变成子公司完全没法控制，坚决不同意。但当时研发部门的数据显示，从开始研制到当时，前后三年时间内，程控交换机不仅已经收回了开发成本，而且还获得净利润近300.00万元。

同样是1994年，倪光南与复旦大学和长江计算机公司达成合资建立芯片设计中心（“联海微电子设计中心”），还为联想争取到了经贸委《多媒体技术产业化》项目的1100.00万人民币的拨款和数千万元的贷款，在实际上完全解决了向“联海”集成电路设计中心的投资资金问题。柳传志一方面称没钱否决了这一项目，却在同期投入6000.00万去惠州炒地皮。

柳传志总是吹嘘没有他就没有联想，实际是没有柳传志，联想走倪光南的自主创新之路，联想很可能就是另一个华为，而不是现在这个尴尬的样子。

联想集团

1988年柳传志与香港导远公司电脑系统有限公司和中国技术转让有限公司各投资30.00万港元香港成立香港联想公司。1989年11月14日，北京正式将公司更名为“北京联想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公司正式把“联想”两个字“注入自己的基因或生命中，同时就有了北京联想和香港联想之分，而且香港联想还早于北京联想。

说香港联想，不得不谈吕谭平这个人：

1980年，吕谭平从伦敦大学帝国学院计算机科学专业第三届毕业，进入英国一家公司从事应用软件开发工作，然后于1982年底回到香港，纠集友人成立了一家名叫导远的软件公司，由于吕谭平的精明，导远迅速开辟了局面，以至当日香港各大企业和全日本百货商店最早使用的电脑应用系统均出货于导远。这家小公司成立一年后便获IBM授权，成为第一批中国业务代理。由于IBM的授权，使吕谭平因偶然的机会被命运选中，在中关村结识影响他终生的柳传志。

从此二人开始了紧密的合作，就如同他们的公司英文名字Legend一样，成为一个传奇。

1988年，“北京联想发展”（计算所公司）、中国技术转让公司（贸促会下属公司）香港导远公司一起在香港成立了合资企业“香港联想”，此“香港联想”即为后来上市的“联想集团”前身，而且正式开始使用英文“传奇Legend”，而且香港联想还早于北京联想使用“联想”二字，真是让人不得不有更多“联想”。

香港联想成立时，北京联想和中技转公司两家国企共持股67%，吕谭平等四名港商控制的导远公司持股33.00%，原始股本为90.00万港元，三家公司各出资30.00万港元。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中技转”是100%的中国贸易促进会下属国营公司，其董事长，就是柳传志的父亲，柳谷书。

如果说北京联想是经过一番演绎、操作、权谋，最后握在柳传志手中，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后续需要很多包装和加工，以便突出柳传志的独特和唯一贡献，算是柳传志的“收养”而来，那么香港联想就真的是柳传志自己“亲生”嫡传。

香港联想是如何登堂入室或“狸猫换太子”，通过一连串资本操作，短期6年，便于1994年2月14日联想在香港挂牌上市。

柳传志在香港联想的很多投机活动，都是利用了他父亲的公司为其担保。

香港联想的主要业务，就是让柳老爷子任董事长的中技转公司担保，从香港银行大量贷款，用于囤积电脑配件“投机倒货”。

香港联想成立以后，借着北京联想微机总代理的身份，以及技转公司的巨额贷款，很快就发展起来了。

香港联想在连续三年盈利之后，开始筹划在香港上市，现在看来，当时的柳传志应该有不希望上市后的联想仍然是一家“国有企业”的嫌疑，否则无论如何难以理解柳传志在此过程中的一些操作。所以，为了实现柳传志将香港联想进一步民营化的目标，柳传志通过借钱给港方私人股东的方式，以实现增资并对香港联想的股权结构进行了改造。

根据联想集团在香港上市的招股书显示，1992年10月北京联想曾投入9890.00万港元，吕谭平等四名港商则投入10.00万港元对香港联想进行了增资扩股。

此次增资后，香港联想上市发行的6.75亿股份中，北京联想得到了2.618亿股，吕谭平等人则得到了2.08亿股。

为何港商只投入了10.00万港元，竟然能换来2.08亿股的股份？这是当年倪光南等人的疑问，更是柳传志与倪光南爆发冲突的关键点，但是联想上市的招股书并没有透露内情。

后来柳传志在接受采访时公开透露，当年联想增资的9890.00万港元有4300.00万（552.00万美元）借给了港商，让其得以负债持股。

对于这场增资，不仅当时媒体众说纷纭，甚至有人大代表和院士对此展开了质疑。

后来中科院在答复人大代表时承认了港商“负债持股”的事实，柳传志也曾经解释道：“我们太缺乏国际市场经验，如果不让导远持有那么多股份，导远就会退出合作”。

一出狸猫换太子，北京联想给香港联想做了嫁妆；一出婆婆养儿媳，柳传志给中科院送了个下马威。

但是这时候的香港联想起码还是一家香港企业，起码还算是自己人。但是收购IBM以后香港联想的一系列操作，却让联想彻底成为了大家口中的“美帝良心”。

1994年香港联想投机获利8000.00万。紧接着香港联想囤积了66万块奔腾和486芯片，准备大赚一笔。但是由于AMD与Intel的激烈竞争，奔腾上市不久就大幅度降价。另外，内存条的价格从12美元/M跌到2美元/M，因内部管理原因未能及时处理。香港联想连续两年巨亏2.45亿港元，不但把过去投机的获利全部亏完，且已资不抵债。

因为1992年香港联想为上市增资扩股时，联想投入了1270.00万美元，其中717.42万美元作为北京联想的增资，另外的552.58万美元由柳传志私下作主违规借给港方吕谭平等股东。理由是股份给少了对方没有动力好好干活。

倪光南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借钱给港方买联想股份的做法，强烈反对，最终导致了倪柳彻底决裂。

现在好了，香港联想已经事实上破产，对香港银行的借款无力归还，这笔坏账如果算到担保人中国新技术转让公司头上的话，柳传志父亲柳谷书一世清白就要被他儿子毁了。

而柳传志自作主张借给导远公司的入股金对方也无力归还。

创业教父只得再次到中国科学院“求救”。当时的院长ZhouGZ和Yan义勋两个人亲自陪柳传志去中国银行，以科学院的名义担保，让联想拿股票抵押，贷款6000.00万元，再加上中国银行的特别支持，一共解决了一个亿的资金，归还了香港银行借款。

此时香港联想已经没有赚钱的业务了，1亿的贷款如何归还呢？柳传志想到的是，把北京联想最赢利的业务包括联想电脑、联想科技等注入到联想香港上市公司，才再次避免了倒闭。

导远的股东因投机导致公司濒临破产，符合逻辑的办法就是收回对方的全部或大部股份，以归还552.58万美元借款。但是这样一来，当初的借款条约就是违约了，而且倪光南的告状也就成了实锤。

所以柳传志只是让对方退出了联想的经营，但仍然保留全部股份。

此后北京联想注入上市公司，联想股价从几毛钱涨到了几十块。

1997年，柳传志将北京联想的良性资产和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注入香港联想，保住了联想的民营股权。但也因此，北京联想实质上已经沦为了空壳，真金白银和无形资产都流入了香港联想。

借着这次整合，香港联想成为了联想PC业务的经营实体，香港联想的股价也因此一飞冲天，从1996年的0.3港元/股飞涨至2000年的70港元/股。

导远的股东卖掉了少量的股份就轻松还掉了联想552.58万美元的借款，股东吕谭平由此成为几十亿元的巨富，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宁可把钱拿去投机或借给港方股东，也不肯踏踏实实的投入研发，这就是柳传志。

破产倒闭时几次依靠国家拯救，而成功时功劳都是自己的，这就是柳传志创业教父的真面目。

至此，一家香港成立、香港上市的民营企业“联想集团”开始正式走上历史舞台，成为联想的门面担当。我们如今提到的联想集团，大部分时候也是指香港联想。

而据联想官网的资料显示，截止到2018年9月30日，联想控股（北京联想）对联想集团（HK.00992）的持股比例已经低至29.1%。

中科院不再控制联想控股，联想控股不再控制联想集团，这意味着联想集团其实已经是一家100%的民营企业。

如今联想集团的美国官网也显示，联想集团的总部位于香港，是一家成立于香港，在香港上市的外资企业。（注：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港资企业属于外资企业）

我们知道事件或做事的目的是由动机驱动并实现的，一个企业由最初的纯国有资产逐渐发展成混合所有制或纯民营企业，甚至是外资企业，如果说今天的联想集团如此的结果，当初柳传志没有谋划、没有动机，没有一系列的操作，结果绝不能如此，现在的联想集团一众高管，不仅是外籍人士居多，领着高薪、持有股份，最关键的是如何演变成今天这样的联想，柳传志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他是如何腾挪操作的，如此之多的疑问，确实需要我们多问几个为什么。

我们现在先来看看联想有关高层是如何解释有关负债持股以及“贷款给港方负债持股”问题的归纳：

1、“1988年4月，北京联想、香港导远公司、贸促会下属的中国技术转让公司各出资30.00万港币成立香港联想集团。三家各拥有33.3%的股份。”（港方导远公司由吕谭平先生等四人组成）

2、1992年10月增资前，香港联想“资本金由90.00万港币增加到1100.00万港币，合资三方股份未变。”

3、1992年10月，“为满足上市条件，再次决定增资扩股，股本由1100.00万港币增至1.10亿港币”。北京联想“实际增资9890.00万元”（合1270.00万美元），港方“增资10.00万元。”

4.、1993年6月，“由于导远公司只能拿出10.00万港币，无力购买股份，北京联想因此借出552.00万美金给导远”（即把北京联想已增资的1270.00万美元中的552.00万美元的所有权转给港方)。

5、“增资扩股后三家股份分别是：北京联想53.30%，导远43.30%，技转公司3.30%”。1994年2月上市后，三家实得股份为：北京联想“2.618亿股”， 港方“2.08亿股”，技转公司“1500.00万股”。

上述情况在1994年1月发行的香港联想上市招股书上均有记载，而最关键，也是最让人生疑的是，1993年6月贷款给港方552.00万美元一事在招股书上没有记载。

我们再来看当时部分媒体是如何报道是如何解释有关负债持股以及“贷款给港方负债持股”问题的部分摘录：

1999/09/11 广州日报：

贷款给港方负债持股是基于当时客观条件和北京联想取得控股地位的需要，目前，港方已还清全部贷款和利息。

联想集团的前身计算所公司成立不久，就把触角延伸到香港。因为搞高科技，信息比技术更重要。1985年，由中科院计算所、香港导远公司、中国技术转让公司各出资30.00万港元，三方各占33.30%的股份。

第一年经营下来，香港联想赚了1000万港元。几年后，香港联想的三股东之一的技术转让公司领导层发生变化，不看好联想的发展，拒绝增资，这样多出来30.00%的股份，约3000.00万港元（编者注：应已增资过一次，股份增加到1100.00万股，由未分配利润转为股本金，此次欲增至1.10亿股）。问题的症结就在这3000.00万元上。按道理， 技术转让公司退出的30%股份另外两家股东应该各得15.00%，但导远公司拿不出这么多钱。这时香港联想从香港银行已经借了几亿港币，为了多兑一些股份，北京联想又从中国银行借款3000.00万美元投入香港联想。由于钱是联想借的，所以多占了10.00%的股份，北京联想的股份上升到53.30%，导远占到43.3%。

1999/09/10 羊城晚报：

关于这个焦点问题，倪光南和柳传志共同认可的事实如下：1998年4月，北京联想、香港导远公司、贸促会下属的中国技术转让公司各出资30.00万港币成立香港联想集团。总股本90.00万港币，三家各拥有33.30%的股份。柳传志、倪光南、张祖祥三人被派驻香港。

1989年，香港联想主要业务是代理IBM和AST的电脑，这年营业额达到1.20亿港币。1990年开始生产主机板，收购了一家小公司Quantum。但是由于当时现有资金不足以运转这家小公司进行再生产，香港联想决定增资扩股。资本金由90.00万港币增加到1100.00万港币，合资三方股份未变。这1000.00万港币是将当年该分的利润没分而折为资本金。

1992年，香港联想为满足上市条件，再次决定增资扩股，股本由1100.00万港币增至1.10亿港币。三家应各出资3000多万港币。当时，中国技术转让公司既不增资也不撤资，股份由33.3%下降为3.3%，北京联想和香港导远决定将技转公司剩余的30%股份每家买下15%。由于导远公司只能拿出10.00万港币，无力购买股份，北京联想就借552.00万美金给导远补足，条件是导远必须让出5%股份给联想。于是三家股东在此次增资扩股后股份变动为：北京联想占53 .30%，导远公司占43.30%，技转公司占3.30%。这笔借款于1998年4月已全部还清贷款和利息。

柳传志的回答是：借钱给导远公司使其负债持股，是当时公司发展的客观需要。那个时候，我们太缺乏国际市场经验，如果不让导远持有那么多股份，导远就会退出合作，那么我们就不会在代理市场上取得成功，以后的规模发展根本无从谈起。另外，能不能做到北京联想控股63.30%？也不能！当时的情况是：导远公司可以采取向香港汇丰银行出售5.00%的股份换取其贷款，从而也能拥有股份43.30%。如其将5.00%股份给汇丰银行，当然不如由我们持有。（柳传志如是说：导远会退出，导远会转让股份给汇丰银行，这不是互相矛盾吗？）

1999/09/10 南方周末：

1988年，香港联想组建，由北京联想、香港导远、中国技术转让公司（简称“技转公司”）各出资30.00万港币。技转公司是中国贸促会的一个下属公司，在港有贷款的能力；导远是由港商吕谭平等四人组成的公司，具有做贸易的经验和渠道。

1990年，香港联想收购了一家公司，想运转这家小公司进行主机板的生产，由于原来的资本金不足，准备增资扩股，第一步是增加到1000.00万港币，直接将香港联想当年的利润1000.00万港币折为资本金。仍不够，计划增资扩股到1亿港币，这就意味着三家股东要出3000.00多万港币。技转公司决定既不增资也不撤资，那么原来33.30%的股份降为 3.30%。由于增资产生的30.00%的股份将由北京联想与香港导远共同分享。

曾茂朝（时任联想集团董事长，笔者注）说：“当时我们从香港的银行已经借了几亿港币，在国内又以北京联想的名义向中国银行借了3000.00万美元投入香港联想。从以上钱的总和中取出1亿港币作为股本。技转公司‘让出’的30.00%股份本来两家应各分得15.00%，由于北京联想从中国银行又借了钱，所以北京联想要了20.00%，香港导远要10.00%，这样增资扩股后三家股份分别是：北京联想 53.30%，导远43.30%，技转公司3.30%。这样北京联想达到了控股的目的，这些运作都发生在1992年。

“1993年我们准备上市，为明晰股权，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北明公司和一个南明公司。从技术上看，南明公司是代表北京联想向香港联想投资的一个公司，与香港导远对应。北京联想将1270.00万美元投入北明公司，由北明公司分别将 717.42万美元和552.58万美元投入南明公司和香港导远，最终投入那些制造主机板的公司。倪光南告的是两件事：一是指把这552.00万借给导远是违法的，即“借钱给港商负债持股”，二是3000.00万美元的钱是用于进行主机板生产的，违背了“专款专用”。

“我认为第二件事根本没问题，成立公司上市也是为了生产主机板，并不违背‘专款专用’的原则；倪光南认为借钱给港商持股使其由33.30%的股份涨到43.30%，按照香港联想现在的股价，使国有资产流失5亿多港币。“当时我到中纪委反映情况时，中纪委的领导说，凡告状应‘合情、合理、合法’。从‘合情’角度看，当初我们和导远是‘瞎子背瘸子’的合作关系，为了调动人家的积极性，不可能不给人家股份而把全部30.00%股份要过来。我们不借钱给导远，他们可以让出5.00%给香港的银行，从而贷到所需要的钱；从‘合理’的角度看，倪光南只看到现在的股价从发行价1.33元涨到7 元多，而没有看到1996年跌到每股0.29元，这就是利益与风险共生。”

9月4日，倪光南面对记者，认为香港导远的吕谭平等人已经拿了300.00万港币的年薪，这足以体现了他们的价值，用不着再多拿股份。另外因为是北京联想借出去的钱，风险全在北京这边，港商哪里有什么风险？

1999/09/10 中国青年报：

第一年经营下来，香港联想赚了1000万港币。这些钱维持做贸易还可以，但到1990年香港联想准备上主机板，进入制造业，这些钱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这时香港联想收购了一家小公司QUANTUM，联想希望能够增资扩股到1 亿元港币。这时候，香港联想的三股东之一的技术转让公司领导层发生变化，不看好联想的发展，拒绝增资，这样多出来30.00 %的股份，约3000.00万元港币。

问题的症结就在这3000.00万元上。按道理，技术转让公司退出的30.00%股份另外两家股东应该各得15.00%，但导远公司的四个人显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这时香港联想从香港银行已经借了几亿港币，为了多兑一些股份，北京联想又从中国银行借款3000.00万美金投入香港联想。由于钱是联想借的，所以多占了10.00%的股份，北京联想的股份上升到53.30%，导远占到43.30%。

1999/09/14 中国经营报：

倪光南向各级领导及有关部门反映联想集团主要领导经济问题中，最引人注意的就 是港商“负债持股，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据倪光南院士反映：在香港联想公司上市时，按照招股说明书，上市中实际增资9890.00万元的是北京联想，港商仅象征性地增了10.00万元。但上市后技转公司仅拿到了1500.00万股，而实投股本金与它们相同的四个港商却拿到了2.08亿股，出资成亿元的北京联想也只有2.618亿股。问题十分清楚，港商通过负债持股多得了1.93 亿股。在另一份材料里说：北京联想集团负责人借款给港商552.00万美元，造成港商在香港联想上市中负债持股获得2亿股份。后来倪在“我的自我批评”中说，对此事是“错误地理解了柳传志同志的动机”。

香港联想公司最初是由三家发起组建的、只有90.00万元注册资金小公司，是北京联想、技术转让公司、导远公司（港方）各出30.00万元。1990年开始做主机板，1992年准备上市，要上市就需要增资到一个亿，这就要由三方各出3000多万元，技术转让公司决定不增资扩股，这样双方将各多持15.00%的股份，但导远公司也说没钱，这样就要由联想方面借款帮导远公司持股。由于是北京联想方面向银行借款，因此我们就多持20.00% 的股份。双方股份比例是北京联想占53.30%，导远占43.30%。

为什么要借钱给港商，让港商多持股还多分红呢？后来有些人对柳传志这一决策不甚理解。曾董事长解释说，当时是出于两点考虑：一是我们是内地去的，对香港市场和国际市场不了解就像瞎子。导远公司虽然是吕谭平等四人组成的小公司，比较缺钱，但他们熟悉市场运作，这就是著名的“瞎子背瘸子”理论。（好一个‘瞎子背瘸子’理论）二是市场竞争风险很大，尤其是IT行业。有了合作伙伴，就可以风险共担，我们与导远公司签有还款协议，他持有 43.30%的股份，就要分担43.30%的风险（无资产的自然人，如何分担分享如此巨额风险呢）。不能只看他多得了那么多股，股价从 1.33元发行价涨到今天的7.00元，多赚了那么多，但股票还曾跌到过0.29元呢？

至于为什么导远公司到1998年才还清借款，曾董事长说，导远公司还款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用股票分红来还，一种是等股票升值后卖掉股票变现后还。联想股票上市后没两天，就碰上香港股市下跌，在股市中，股价下跌时大股东抛股影响是非常不好的， 因为股民们会认为你对自己的公司没有信心，后来香港联想一度出现亏损，股价最低跌到0.29元，这时就更不能抛股了，所以到1998年导远等股票涨上来后才还了本息。看事情要看原因和结果，要看全过程，不能只讲中间的一段。

在联想的“国退民进”后，港商吕谭平等变成与北京联想并起并坐的大股东，香港联想破天荒地连续二年（1995年4月—1997年3月）出现巨额亏损，合计达二亿五千万港元，1996年公司财务无法周转，靠国家巨额贷款渡过难关，港商未出一分钱支持，未承担任何风险（好一个风险共担！，这是为后续北京联想将资产转入香港联想做准备吗？）。

由于香港联想的“AST总代理”业务因北京联想销售自有品牌PC而衰落，海外板卡业务因连续二年亏损而大伤元气，香港联想已无从恢复嬴利能力，变成“鸡肋”，1996年8月16日股票最低曾降到0.29港元。

由于杨元庆领导联想微机取得了亚洲第一的业绩，再加上当时股市大势有利，北京联想具有极好的上市前景。但柳传志不采用北京联想单独上市，也不买壳上市，而是在港商负债持股的情况下，决定将北京联想注入香港联想，实行“整合”。

1997年2月3日，联想集团（应为北京联想，因1998年，北京联想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正式更名为”联想集团控股公司”，注册资金增加到了1亿元，仍然为中国科学院全资控股。）

公司全体董事在北京联想总部大楼505室召开会议，拟定决议如下：

1、把北京联想和香港联想合并为中国联想；

2、具体做法是，把北京联想业务的主要部分通过资产评估，以该部分资产购买香港联想股票；

3、整合后的北京联想将成为香港联想的绝对大股东，所占股份由原来的42%上升为60%以上。

董事会将合并后的公司大权赋予柳传志，他成为中国联想董事局主席兼总经理。

倪光南闻讯后实名向上级反映，希望立即纠正因“负债持股”造成港商侵占大量国有股的情况，认为：

“匆忙地再向香港联想注入巨资，势必造成国有资产的继续流失”。

1997年北京联想注入香港联想实行整合后，股价不断上升，2000年3月6日最高价曾升至70港元。由于港方已退出香港联想，可自由买卖股票，离开联想时，港方按每股1.33元抵债，共0.32亿股，最后净剩1.76亿股（香港联想股票一分四后，相当于7.04亿股），所以这些股票套现后有可能得近百亿元港币。

联想控股

现在回头看北京联想的国有资本又是怎样被一步步被稀释削弱的呢？这得从1993年说起。

1993年，柳传志找到时任中科院院长ZhouGZ，为手底下的员工要股份。柳传志表示，高科技的骨干员工应该拥有一定的股份。

但是为了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当时国家只答应给予联想员工35%的分红权，如果想要这部分股份，就得花钱买。

2000年联想集团控股改制，柳传志等人说，1994年中科院就同意把35%股权划给联想，但是因中科院无权划拨国资，就变通为除了正常的工资奖金之外，给联想员工奖励35%的分红权。但是这笔钱一直没分，现在正好用这些分红购买股份。就这样，柳传志等人一分钱没有出，用未分配的历年利润分红“购买”了联想控股35%的股权。

此次改制中，联想集团控股职工持股会用历年未分红资金出资2.30亿元购买了35%的联想股份，中科院持有65%股份，依旧保持国有控股地位。

但是这个35%的股权，是从哪儿来的？什么样的贡献，才有35%的分红权？联想1998年获得了35%的职工股权，联想控股改制是在2000年，在此之前的1999年，柳传志就把倪光南院士开除了（国营单位可以随便解聘或开除一个员工？况且是公司高管、元老、创业者，更为蹊跷的是在股改前一年处理）。

因为这次给予联想员工股份，柳传志将中科院称为是“开明婆婆”。

但是面对“婆婆”的开明，柳传志还是觉得不够，他希望的是联想彻底成为一家不受国资控制的企业。

但是此时的联想控股却依旧难以抹去身上的国有印记，尤其是在国际上。

在联想收购IBM以后，柳传志曾表示“我记得在联想控股并购IBM PC不久后，我们在美国国务院有一个大单，后来美国的某一位议员说联想控股是一个由中国国家控制的公司，结果这个单撤销了。”

为便于读者对联想的演变有较清晰的认识，缕清一下关键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事件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这里再简单介绍一下成立计算所公司时的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曾茂朝：

曾茂朝，电子计算机专家。1957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电力工程系。曾参与创办联想并出任董事长，历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国务院电子振兴领导小组电子计算机顾问组副组长。长期从事电子计算机外部设备的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自1979年2月至1995年2月，他先后担任4年副所长、1983年2月起，他被科学院任命为所长、党组书记，领导和主持研究所全面工作。期间12年所长、党组书记（连任3届），主持研究所工作16年。

1995年2月，中国科学院中共党组作出决定，委托联想集团控股公司管理计算技术研究所，并在计算所进行企业化管理的试点。联想集团控股公司总裁担任所长，他被院党组任命代表科学院、代表计算研究所担任联想集团控股公司董事长。

由此形成柳传志出任计算所所长，并成为惟一出任中科院研究所所长的中关村企业总裁；曾茂朝任职计算所党组书记，并担任联想集团控股董事长的“双雄会”结构。

这样的架构，如此的人事安排，是否为后来的一些列疑问或嫌疑埋下了伏笔或可能让人产生太多“联想”！

1995年6月，柳传志在接受记者采访。谈当联想公司总裁与计算所所长有何不同时，他说：“当联想公司总裁要考虑如何赚钱，当计算所所长不用考虑如何赚钱。”

1995年，中科院计算所有科研人员与职工近2000人左右，其中有退休人员600人左右。

联想公司总裁柳传志出任计算所所长，在中科院、中关村科技企业中引起关注。

1995年6月30日，时任联想集团控股董事长曾茂朝在联想内部大会上宣布免去倪光南总工程师的职务。

清除总共倪光南的阻碍以后，联想公司开始在对外宣传和形象树立上“下功夫”。1996年联想的公司手册中，“11人”开始直接顶替“计算所”创办者的地位，联想集团变成“由中科院计算所11所科技人员以20万元人民币投资创办而成”。

1998年10月，柳传志卸任计算所所长一职。从1995年2月起，至1998年10月止，柳传志任职计算所所长3年多。

1999年，联想集团控股再次对外发布公告解聘倪光南。自此，这位在联想公司奋斗十多年，为联想奉献出自己科研成果的书呆子，没有任何回报和任何联想股份表示的情况下，就这样被彻底清扫出联想的大门。

从上面的简单介绍，可以看出倪光南对联想创业成功，对联想当初的基础奠定和后来的发展做出的贡献之大，无人能出其右，但在柳等人的操作下，被无情扫地出门，而联想在似乎有计划、有预谋的一系列包装宣传之下，逐渐走上了被今天众人齐声讨之路，实在让国人唏嘘叹息。

倪光南离开后，其主持的理想ASIC芯片、程控交换机等项目被陆续终止。1996年的一次大会上，联想从提倡了十年的“技工贸”道路转向“贸工技”。倪柳之争，画上句号。

中科院的一位前领导说：“和倪光南同等水平的科学家，人数多于和柳传志同等水平的企业家。在二选一时，只能选柳传志，企业家在中国是稀缺资源。”这段话，很好地解释了当时中国的现状，因为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在联想的一系列“摸着石头过河”，变成了似乎柳传志等人的“浑水摸鱼图利自己”。

现在回过头去看，在美国对中国无所不用其极，对中国的科技和科技企业进行极端打压扼杀的今天，到底是没有民族大义、无为国担当，一心只想赚钱的“重商企业家”是稀缺资源，还是一心为国家科技发展，努力奉献、有前瞻性的科学家是稀缺资源呢，相信已经不用赘言。

2000年，“联想集团控股公司”由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改制后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66,086.00万元，其中中国科学院出资42,955.93万元，持有联想控股有限公司65%的股权，职工持股会出资23130.11万元，持有35%的股权。

看看时间安排得多么“巧合偶然”，这边厢将创业元老，带着技术和资金加入创业的技术大拿，为创业成功，使企业联想因自己的技术和产品被冠名为“联想”的倪光南彻底清扫出门，那边厢却紧锣密鼓开始了股份制改造，不是阴谋论都不得不让人“联想”阴谋论。

这次改制后，第一次在联想股权变化中出现“联想职工持股会”这一持股机构。

2001年6月22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联想集团控股公司”更名为联想控股有限公司，简称“联想控股”，一直沿用至今，人们口中谈论的国内由柳传志长期担任董事长的联想，大多就是此联想，或叫“联想控股（Legend Holdings）。

从1984年成立至2009年10月8日，“联想控股公司”仍是中科院100%控制的企业，联想控股公司仍为全国资控股企业，中科院持股65%，工会持股35%。

为了进一步将身上的国有印记洗除，联想控股在2009年又进行了一次疑似量身定制的改制。此次改制过程中，中国泛海控股集团以27.55亿元买入了中科院挂牌转让的29%联想控股股份，成为第三大股东。

柳传志强调：“泛海加入以后，更能够从股份角度说明联想是一个全民营的企业，我相信从这个角度来讲，对‘lenovo’品牌在国际方面的业务是有好处的。”

如今中科院对北京联想的持股比例已经降低到了36%，源自联想员工持股会的联持志远持股24%，中国泛海持股20%。

2008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并将于2009年5月1日开始实施。该法特别强调“加强对国有资产的保护，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而2009年10月9日，中科院却将所持联想控股股份，通过似乎有“专门量身定制”嫌疑的方式，将29%的股权转让给了泛海控股。

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联想控股旗下的联想集团2008-2009财年报表可以看出，是联想集团进入2000年以后，历史上收益几乎最差的年份，那么归属母公司或控股公司的业绩也几乎是最差的。

经营过企业或做过企业资产整合或股权转让的人都知道，除非迫不得已，被逼无奈，一般都不会选在企业业绩最差的年份出让自己企业的股份，而是选在企业发展势头好，股权溢价能力强时做这样的操作。再说国家2008年已出台加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法，对国有资产的转让有更严格的要求，怎么中科院恰恰选在企业由于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短期经营业绩最差，国家监管加强之际，大比例出让持有的联想控股股权，而且出让对象竟然是严格挑选出来的，对联想集团主营业务发展几乎没有任何战略意义或帮助，但可能对联想控股进入金融、房地产等非科技类发展有助力的泛海控股集团。

另外，据网上查证，中科院先后于2004年8月、2006年3月发布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加快院、所投资企业社会化改革的决定》、《中国科学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研究所投资企业社会化改革工作的意见》等有关所属企业改革的文件和规定，目的是为了推动院、所投资企业引入包括资本、管理、市场营销等在内的优良社会资源，实现股权多元化，形成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这些文件和规定，均是为了引入社会优质资源，加强优势资源与企业的紧密结合，以便推动所属企业的快速健康发展，但联想挑选的股权转让对象时设置的诸多条件中竟然限制在“金融、能源、地产”这三大类，与中科院企业或联想企业战略发展方向几乎没有多大意义，很难想象一家中科院下属的国有高科技IT企业，引入的战略投资者竟然是完全与科技、IT信息完全无关的企业，更别说此时国家已出台加强国资企业股权转让监管法规。

联想控股选在2009年出让大比例股权给泛海控股集团，为何不选在2004年或2006年中科院出台相关文件或规定时出让股权，是因为当初“转让或出售”条件不成熟吗？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定制“接盘侠”吗？后来转给泛海控股，不敢说由于有“泰山会”关系，但是否有利用金融危机造成的股价偏低时机，国家出台法规限制或严格要求国有企业股权转让，以后难以再有更好机会等原因，实施利益输送或由此造成国有企业资产流失嫌疑。事后回头来看，2008-2009财年确实是最佳股权出让时机。

2009年9月，柳传志重新出任联想集团董事长。联想与泛海完成股权交易后，2009年10月，柳传志正式出任联想控股董事长。

另外，联想控股与泛海控股集团签订的股权买卖合同有5年的锁定期，规定在此期间不得转让或出售泛海持有的联想控股股份，但实际情况是，2011年12月20日，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协议方式将其所持联想控股9.6%的股权转让给柳传志、朱立南、陈绍鹏、唐旭东、宁旻等五位自然人。2012年2月20日，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协议方式将其所持联想控股8.9%的股权转让给北京联恒永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泛海控股集团这两次股权装让，均违反了当初与联想控股签订的出售股权转让合同有关5年内不得出售、装转让规定；另外一个两次股权转让均是采取“协议转让方式”进行，这是否有利益输送的嫌疑，以什么价格转让，是“零元购”吗？如果不是“零元购”，联想一众高层哪里来的巨款购买股份？2009年联想控股开始的一系列股权转让买卖、腾挪，实在是有太多嫌疑或疑问，如此这般：

谁能说清楚呢？可以说清楚吗？

联想那么多让人“联想”的事件？

如何能不让人们不断“乱想”呢？

为什么人们总是拿联想“乱想”？

不值得联想一众高管们“联想”？

更多信息，可查阅本人头条号有关文章：

再议：联想为何将股改选在2009年

联想为什么选在2009年开始股改？

关于联想应该回答的三大疑问？

联想职工持股的35%股份到哪里去了？

联想为何被众人抓住不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