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彦
像是某种补偿，我总能在飞机上睡个好觉。
最近一次是在从上海飞去莫斯科的路上。那天，飞机上空得很，我一人占了整排座位。这是一次匆匆忙忙的旅行，机票是前一天才订的，下了飞机要去哪儿也毫无头绪，唯一确定的是，接下来的六七个小时能安安稳稳。
机载系统里有电影院正在重映的《阿飞正传》，随便点开，插上耳机，看张国荣泡一脸傲娇的张曼玉。手边的咖啡一直在喝着，什么时候睡着的，我也不知道。只记得电影一直循环，每次迷迷糊糊醒来都是不同的片段，有一次是张国荣去找养母吵架，一次是刘嘉玲哭丧着脸拖地板，再一次好像是东南亚的热带雨林，配乐也让人迷幻。一整排空着的座位陆续有人来坐，有时是女人，有时是俄罗斯胖大叔，唯一让我眯着眼多看了两眼的是个裹在红色耳机里的金发小帅哥。
机舱里昏暗的光线，国语、粤语轮番放着的老电影，还有每次醒来见到的不同人，时间像是被无限拉长了。至今回忆起来，我都不知道这些场景是冗长的梦，还是被浪漫化的现实，总之，这段飞行占据了我俄罗斯之旅的三分之一记忆。
这并不是我在飞机上的常态。更多时候，只要坐在那儿，我就能瞬间睡去，睡得昏天黑地，连飞机起飞都不知道。
都说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就会打开一扇窗，能在各种交通工具上踏实睡觉，这大概是上帝在剥夺了一夜夜好眠后，留给我的那扇窗。
大学四年级时，我第一次丢失了睡眠。不明原因，没有征兆。后来和很多失眠的同龄人聊起，大家都觉得，睡眠这东西就像是恋爱中总在付出的那一方。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主动追求你，向你献殷勤，变着法地对你好，但你哪里懂得珍惜啊，你浪荡漂泊，花花世界还没看够，哪舍得睡去。总有那么一天，它倦了、烦了、绝望了，转身离你而去，留你在原地追悔莫及。大多年纪轻轻就失眠的人都经历了这个与黑夜相爱相杀的过程。
那段日子，我经常躺在寝室床上，看从窗帘的缝隙里透出的那道光。窗外的小花园里有很多野猫，到了晚上就开始浪叫，像小孩的哭声。寝室里有个姑娘会说梦话，不是喊两声那种，经常心平气和，娓娓道来。听到了我就用手机记下来，第二天再念给她听。大多数校园爱情的吵架和分手都在深夜，每次后半夜在走廊里溜达，都能碰上一两个躲在墙角打电话的人，有的哭泣，有的决绝。
当时还没有微信，大家靠QQ建立和维系各种情感。实在无聊，我就用手里那台紫色诺基亚E72i登录QQ，看看谁在线，能一起消磨这漫漫长夜。总有个头像是亮着的，我们胡扯着等来了很多次天边泛起的蓝光。这当然不是个爱情故事，这是坚不可摧的革命友谊。
发现可以在交通工具上睡觉是大半年之后的事了。那阵子，经常要往返于家和北京，对穷学生来说，火车卧铺是最不浪费时间又经济实惠的选择。躺在各种主食、茶水、包裹味交杂的车厢里，总有一阵“我为什么在这儿”的厌恶感。随着火车开动，这情绪意外地渐渐褪去，车轮与铁轨发出有节奏的撞击声，若躺在床上，这分贝是刺耳的噪音，但在移动的火车上，这声音让人踏实。窗帘拦不住所有的光，忽明忽暗的车厢，再配上“将去远方”的幻想和模糊的意识，人容易产生穿越时空的错觉。这时，我总能好好地睡上一觉。偶尔也有意外，比如，遇上个呼噜震天的邻居，那鼾声会把人从时光旅行中瞬间拉回现实。
随着年龄的增长，失眠带来的焦虑感会越来越强。二十出头，你觉得那是种很酷的小毛病。在网上随便搜索，你知道天赋异禀的艺术家、作家、导演们都失眠，好像获得了这个小毛病就预示着你将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焦虑是焦虑的，但窃喜大于焦虑。
但很多年过去了，你没能成为艺术家或者作家，只有失眠陪着你，这件事不仅焦虑，还丧气。
去年，我经历了一段这些年来最难熬的失眠期。从前的失眠是彻彻底底的睡不着，醒着看天亮，等人间重新罩上烟火气，那是个从低谷慢慢爬升的过程，失望里总有点希望。
去年那场失眠更像是睡眠对我的一次又一次欺骗。
难是难了点，但每天的两三点钟我总能照常睡去。为了制造黑暗，我有个厚厚的窗帘，拉上它就分不清白天黑夜。一觉醒来，觉得天亮了，伸手摸手机，按下解锁键——3点半。疑惑，再努力睡，睁开眼——4点。再睡，睁眼——4点40……
重复着这种“天亮了”的欺骗游戏，每次点开手机，都是失落中夹杂着愤怒。我们总是更能接受坦白的伤害，却对被揭穿的谎言不能释怀，这就是我和那段失眠期的关系。从那之后，我再不拉窗帘睡觉，亲眼所见的黑暗和天光比手机上冰冷的数字让人好受。
那阵子，我尝试了很多让自己多睡一会儿的方法。我喜欢上北京的堵车，出租车堵在东三环上，我坐在司机身后，不知不觉就会睡过去。一睁眼，40分钟过去了，车不过从三元桥移动到团结湖，还能再睡上40分钟。公交车也很好，随便上一辆，漫无目的。只要不是早晚高峰，北京的公交车总有座位，窝进去，看好背包，就能踏踏实实地睡到终点站。
电影院也是睡觉的好地方。说来惭愧，自从开始写电影报道，我在电影院里睡过去的概率越来越高，打得越激烈的片子，睡得就越深沉。住处附近有家百老汇电影中心，独立的影院，白天大多没什么人。如果前一晚睡得实在差，我就在第二天下午随便买一张电影票，大多是两三点钟的，后排，远离多数人。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有了着落，睡不睡都不强求，醒着就看电影，睡了就是意外收获。抱着这样的心态，总能睡上一阵子。睡醒散场，去隔壁咖啡馆喝一杯牛奶或者柠檬香橘茶，这难熬的一天就算过去大半了。接下来，就是难熬的另一半。那段日子，我的时间感很差，白天黑夜混在一起，脑袋里也混沌一片，整个人都像北京的雾霾天，阳光和氧气透不进来。
过了大概三个月，在安眠药和sleep aid的辅助下，这状况渐渐好转。我想了很久，为什么看似安稳的床没法让人好好睡觉，流动的交通工具和电影院却总有疗效。
大概因为，无论是交通工具还是电影院，它们的开始和结束都有期限。这有点像讨论绝对的自由和有限的自由。我的工作和休息时间自由支配，除了一个长线的deadline，没有被切割的任务，也没有被明确约束的时间。睡觉并不珍贵，它随时可以进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醒来后也没有明确的指令，这会让人陷入迷茫。
坐在飞机、火车、汽车上，在电影院里，在明确的地点和时间开始，清楚地知道它何时结束，可预测的时间，明确的任务，每根神经都可以懈怠一阵子，再被重新唤醒。
这大概是睡眠的奴性，也是我的奴性。或者，换个积极点的说法，这是睡眠的纪律，也是生活的纪律。从前我反抗它，现在，得选个漂亮的姿势缴械投降了。